卡明向他介绍说，我是刚刚任命的特聘技术顾问。菲尔比热情地跟我握手。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却仍然很年轻。
“啊，对了，”他说，“那是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我想美国人对它很感兴趣。”
我很快就喜欢菲尔比了。他潇洒而有风度，并且和我有着同样的不幸——说话结结巴巴。他刚被军情六处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正到大楼来向他在军情五处的朋友们道别，并想在他动身前从他们那里得到各方面的情况。菲尔比在战争期间与军情五处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军情六处少数惹麻烦的官员之一。当时他来找卡明道别，似乎正是他那种勤奋作风的典型表现。后来才弄清楚，他来大楼的真正动机。菲尔比旁敲侧击地问我关于技术方面的设想。我向他解释说，情报部门应当开始像科学家研究某个课题一样研究俄国人，把俄国人作为用实验手段来进行研究的对象。
“实验做得愈多，你懂得的东西就愈多，即使是事与愿违，也没有关系。”我说。
“可经费问题你怎么解决？”菲尔比问我。
我辩解说，战争告诉了我们科学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新型仪器，也能解决情报上的问题。当然，有些仪器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方法来使用现有的材料。
“搞运筹学， ” 我说，我指的是大战期间在海军搞的第一次反潜研究项目，“那就使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科学家所做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海军所有的设备。”
菲尔比似乎对此深抱怀疑，但他还是说等他到了华盛顿以后，在斟酌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时不会忘记我的这些设想。
“我回来后一定来看望你，看你搞得怎么样了。”他谦和地笑着说，随即离去了。
两年以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变了。过了一段时间，卡明才提及这件事。一九五四年，我从卡明和温特博恩那里知道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那个暗示过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两个叛徒的“第三个人”有可能就是菲尔比，他的嫌疑最大。一九五五年，军情六处很不情愿地把他解聘了，尽管他什么也没有承认。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加入军情五处三个星期以后，人们等待已久的关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的白皮书终于发布了。报界对此作了许多失真的报道，一时间菲尔比的名字在“舰队大街”被弄得人人皆知。公开辩论此案只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
到了十月，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通知，说“第三个人”的事有可能在下院复会后被提出来，外交大臣不得不对菲尔比的情况发表声明。军情六处奉命起草一份案情报告，并再次传讯菲尔比。他们轮流到安全局的A 处二科来，要求提供用于这次传讯的录音设备。
温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斯隆广场附近军情六处的安全室，菲尔比将在这里受审。军情六处选的这个房间里只有几件家具：一张饰有图案的沙发，一张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几把椅子，*墙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餐具柜，柜顶上有一部电话。
要尽可能地获得高质量的录音效果，这一点很重要。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质量过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话筒。如果不是高级话筒，从听筒里传出的讲话声就不清楚。菲尔比将坐在壁炉旁边，我们打开那里的一块楼板，把话筒装在楼板下面。我们还装了一个放大器，以便把话筒的信号反馈给一个电话听筒，再由邮局把电话信号反馈给莱肯菲尔德大楼。
译报中心隐蔽在军情五处职员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没有标记的门后面。凡是进这个门的官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门旁有一个电铃和一道铁栅。休
#183;温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动锁咔嚓一声打开了。进门正对着的是一道小门，它通向一间宽大的正方形房间。邮局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做记录。材料一旦记录下来，邮局就把它交给军情五处的整理人员。军情五处监听邮局的电话是违法的（尽管这种情况不常有，特别是让我和温特博恩来干这样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关重大的时刻才可以这样做）。电话监听到的东西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话筒线路上来的信号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这个房间是军情五处的“通天塔”。所有记录下来的东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边的那些小房间里去整理。
译报中心由伊芙琳
#183;格莱斯特负责。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从军情五处建立之日起，就在这里工作。她对弗农#183;凯尔抱着一片效忠之心。直到现在，她仍然抱怨丘吉尔在一九四0 年解聘凯尔以后给安全局带来的损失。在她看来，安全局自从凯尔被解聘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休
#183;温特博恩接了一根中继线到附近的一间房子里，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坐下来等待审问开始。事实上，称这次对菲尔比的传讯为“审问”确实有些言过其实，它只不过是军情六处的一次内部会谈而已。菲尔比进来了，三个和他很熟的过去的同事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他们客气地同他谈到一些他所熟悉的话题。首先问他的共产党人历史，然后又谈到他在军情六处的一段经历以及他与盖伊#183;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结结巴巴地抗议，说他是清白的。可他那惊慌失措、语无伦次的声音表明他是在说谎。一旦菲尔比不知所云时，审问的人就会启发他作出一个满意的回答。 52书库推荐浏览： ell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