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迅速地把话筒放回墙里，重新接上电线，然后用石灰把洞眼封好。为了等待石灰干燥，我们只得在这里磨上三个小时，以便在油漆剥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们坐下来抽烟，接收机断断续续地响着。即便是在这茫茫寂静的午夜，东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着冷战华尔兹舞。监视车仍在伦敦那些黑暗的街头跟踪着俄国外交官员，但这领事馆却沉寂无声。
第二天，温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楼收听“唱诗班”话筒发回的声音，音量较小，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但显然还是在工作。惟一的问题是那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人讲话。我只能听到一架打字机连续不断的咔喀声。我们来到地下室，用显微镜检查了六十号钻头。它上面留有一层石灰痕迹，长达八分之三英寸。不知这个俄国维修工是谁，他干得可真够认真的！
温特博恩眯起眼睛往显微镜里看，然后说：“这是什么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个针孔里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松鼠”纳特金碰上一次机会，看到了那间房子，里面已经全部重新装修过了，与隔壁共用的墙上装了一层隔音板，有个秘书正在里面打字。俄国人和我们一样明白，共用墙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窃听用场的。可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不知道墙里有个探测话筒。但是，看来他们大概发现了针孔，于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我到达机场时，来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二科的科长特里
#183;格恩西。跟他一起来的助手是个威尔士人，叫詹姆斯#183;贝内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长的个子，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极为虚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他是由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认为身穿警察制服的骑警人员根本不适合做反间谍的细致工作，他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开始吸收一些文职情报人员，单枪匹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现代化和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反间谍机构之一。有许多设想实施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电子计算机来跟踪在西方的俄国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来自骑警队的传统势力的压抑和限制。这种传统势力认为，穿制服的骑警比文职人员要具有先天的优势。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加拿大的情报部门，而且也存在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格恩西认为只有英国的做法才是对的，因为他们区别了刑事侦探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技术领域。为了使二科不受骑警队主力的控制而独立，格恩西奋力进行了许多斗争。可是这种努力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事业。骑警队的高级官员对格恩西从不宽恕，他最终还是被贬到英国去担任骑警队与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联络官。后来因健康恶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协助筹划“蚯蚓”行动时，格恩西还在走红。当天吃晚餐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骑警队顺利地争取过来，并让骑警队人员伪装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还从叶戈尔
#183;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帮助。此人曾是俄国大使馆的密码员，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帮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要办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办公室就在这幢建筑的东北角。
我研究了这个计划后，断定“森林之神”的技术指标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所谓“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话筒，从外面发射微波使其工作。由于话筒和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看来我们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线装置。这种装置的最大优点是，如果装得巧妙，那就会天衣无缝，几乎无法发现。最佳办法是把话筒隐藏在目标建筑物一侧的铝格子窗里。格恩西从那个建筑商那里搞来一个窗框的样品。这种窗子的分量很轻，是左右推拉的，若在里面隐藏东西倒是很理想的。当两扇窗门锁在一起时，框格内有一条通风道，可以使音质保持良好，金属的窗框可以有效地减弱话筒所产生的磁场，这样探测器就不容易找出话筒来。
可是，最为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隐藏话筒的电线。按设计的规格，新建的大使馆的墙壁厚度为两英尺，混凝土的内壁为十四英寸厚，中间留有二英寸的空间，外墙贴面为四英寸厚。我们在军情六处寻找了关于俄国电子探测器的详细资料。据他们说，俄国人只对墙的内侧进行探测，而从来不对墙的外侧进行探测。显然，俄国人怕被人看见他们对自己的房间进行探测，认为这很不体面。我对格恩西说，最佳方案是将电线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护，无论如何也很难被人发现。特别是军情五处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细电线，它产生的电磁场是很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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