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抓捕计划_ellel【完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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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军情五处内部,对苏联的渗透有比较轻率的看法。“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更麻烦的是,有一些已经被渗透的人在有意提倡这种观点,使得“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所以,任何一届领导,都不会完全彻底地支持作者进行调查活动。

  其次,“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所以,“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这样一来,作者的调查不可能是理直气壮的,很多时候只能采取私下的渠道和秘密的方式。而这种秘密调查方式也给他带来明显的掣肘。“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而且,在调查当中,“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他们的审问也同大多数人设想的大相径庭,根本不是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而是“平常得多”的谈话,当中甚至有时间休息吃饭。惟一的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而对付一个内行,情况就更复杂了,要“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报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这种审问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如果碰到一个老练的对手,常常就不能奏效。而调查叛逃者的供词,又常常受到苏联假情报的误导,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疑团。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完全彻底,事实上当时的真实情况谁也无法完全掌握,那些身为间谍的人也是如此。间谍不断制造假象,不断散布疑云,而反间谍者则力图通过错综复杂的表象去识别真相。作者揭示出的斗争也许只是国际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斗争的极小一部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惊心动魄之处。作为冷战时期的东方集团,了解一下对手的秘密工作,应该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吧。

  

正文 引言ii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疑惑,当一个人濒临末日的时候,他心里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的真实世界。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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