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管那些，我自己会安排得很好的。”
“朋友，”史密斯说，他总是故意用这个亲密的称呼，“这件事该怎么办才最合适，你应该让我们决定。”
“谢谢您，先生。”陌生人说完以后，就走了。
工程师把他的提议告诉了伙伴们，大家一致同意在畜栏里盖一所木头房子，他们要把它盖得尽量舒适。
当天，移民们就带着必要的工具一齐到畜栏去，不到一个星期，房屋已经落成，只等房客搬进去了。这所房子盖在离兽棚大约二十英尺的地方，在那里照看羊群非常方便，现在畜栏里已经有八十多只羊了。他们还制造了一些家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一只碗柜和一只箱子，又拿了一支枪、一些弹药和工具到畜栏里去。
陌生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过自己的新居，他让居民们在那里工作，自己留在高地上，毫无疑问，他想把他的工作全部做完。由于他劳动的结果，整个的地面都已经翻松，只等到时播种了。
12月20日，畜栏里全部收拾好了。工程师告诉陌生人他无论什么时候搬都可以，陌生人答应说当天晚上就到那里去睡。
这天傍晚的时候，移民们集合在“花岗石宫”的餐厅里。这时候是八点钟，他们的伙伴就要和他们分别了。居民们怕由于他们在场，陌生人势必要向大家辞行，这样也许会引起他的难受，于是他们把陌生人单独留下来，都回到“花岗石宫”里面去了。
他们在大厅谈了几分钟，突然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陌生人立刻就进来了；他没有什么开场白，张嘴就说：
“诸位先生，在我离开你们以前，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历史。我告诉你们吧。”
这几句简单的话使赛勒斯·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深深感动。
工程师站起身来。
“我们并没有要求你，朋友，”他说；“你有权利保持缄默。”
“我应该谈出来。”
“那么，坐下吧。”
“不，我要站着。”
“你说吧，”史密斯说。
陌生人站在房角落一个光线微弱的地方，他没有戴帽子，两手交叉在胸前，摆好了这种姿势，然后，就好象逼迫着自己似的，开始用一种暗哑的嗓音讲起来，在讲的过程中，他的听众一次也没有打断他。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1854年12月20日，苏格兰贵族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船邓肯号停泊在澳大利亚西海岸南纬37度的百奴衣角。游船上有格里那凡爵士和他的夫人、一个英国陆军少校、一个法国地理学家、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这两个孩子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一年前格兰特和他的水手们随着不列颠尼亚号一起失踪了。邓肯号的船长是约翰·孟格尔，船上一共有十五个水手。
“游船到澳大利亚海岸来的原因是这样的：六个月以前，邓肯号上的人在爱尔兰海捡到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一张纸条，纸上写着英文、德文和法文。大意说，不列颠尼亚号遇险以后，还有三个人活下来，那就是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个水手，这三个人流落在一个海岛上，纸条上注明着海岛的纬度，然而写着经度的地方却被海水侵蚀了，已经认不出来。
“这个纬度是南纬37度11分，虽然不知道经度，可是只要不管大陆或海洋，一直沿着37度线前进，最后一定能够找到格兰特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所在的地方的。英国海军部迟迟不去找他们，格里那凡爵士却决定要尽一切力量把船长找回来。玛丽和罗伯尔·格兰特，这两个孩子也和他取得了联系。于是爵士的全家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准备乘邓肯号汽艇远航。邓肯号离开格拉斯哥，向大西洋进发，经过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一直来到巴塔戈尼亚；他们原先看了纸条，以为格兰特船长被当地的土人掳去了。
“邓肯号的旅客在巴塔戈尼亚的西岸登陆，然后游船开到东岸的哥连德角去等他们上船。格里那凡爵士沿着37度线横穿巴塔戈尼亚，一路并没有发现船长的踪迹。于是又在11月13日回到船上，以便横渡大西洋，继续寻找。
“邓肯号一路经过透利斯探达昆雅群岛和阿姆斯特丹群岛，但是都没有找到，在1854年12月20日那天，我已经说过，它到达了澳大利亚的百奴衣角。
“格里那凡爵士打算象横穿美洲一样穿过澳洲，于是他登了陆。离海岸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爱尔兰人的农场，农场主人殷勤地招待了旅客。格里那凡爵士向爱尔兰人说明了来意，并且问他，在一年多以前，是不是曾经有一只叫做不列颠尼亚号的三桅船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一带沉没。
“爱尔兰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沉船的事情；然而，没想到他的仆人中突然有一个人走上前来说：
“‘阁下，谢天谢地！如果格兰特船上还有人活着，那么他一定就在澳大利亚一带。’
“‘你是谁？’格里那凡爵士问道。
“‘和您一样，阁下，也是苏格兰人，’仆人说；‘我是格兰特船长手下的一个水手——不列颠尼亚号船上的遇难人。’
“这个人名叫艾尔通。根据他的证明文件，不错，他是不列颠尼亚号的水手。可是就在触礁的时候，他和格兰特船长拆散了，直到当时，他始终以为船长和所有的水手都死了；自己是不列颠尼亚号唯一侥幸脱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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