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南茜在加入共和军后总是十分兴奋。在杀害奥克兰公立学校的校长马库斯·福斯特时，她竟然大笑不止；在芭蒂的绑架案中，她杀死了芭蒂·海斯特的情人，当时同样也是开怀大笑。
弗兰迪被杀那天，附近的人们曾听到六声枪响，随后看见一辆1968年或1969年生产的里维埃拉牌轿车从弗兰迪被发现的房子那儿扬长而去。有人还看见车内坐了大约三四个人，当车开走时，车内有人正开心地大笑。
芭蒂·海斯特只比我大几岁，当她被绑架时，她正跟情人住在一起。我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我当时很害怕，不知道她遇上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无辜的女孩被恐怖分子绑架了，她的父母几乎痛不欲生。几个月后，当我听说芭蒂参与一起银行抢劫案时，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一事实。
绑架案发生的时候，我正热衷于青年人狂热的革命活动，虽然那时没有认真考虑过参加什么革命军一类的组织——当时那些异常危险的激进分子，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我姐姐当时也是一个颇有能力的激进主义领袖，他们四处进行地下活动，希望以此来改造世界。这些做法都充满了罗曼蒂克的色彩。芭蒂当时很漂亮，她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我当时那单纯幼稚的头脑里留下的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另外，那时我父母对我看管很严，而芭蒂的父母则对她完全放任自流。
到1974年5月为止，共和军所犯下的罪行包括：杀人放火、抢劫银行、绑架撕票以及非法持有大量武器等等。在西伯尼亚银行抢劫案发生后，警方对共和军的搜捕工作达到紧锣密鼓的白热化程度。当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校优等生名单中时，芭蒂也同时上了被警方通缉的名单目录。
曾经有一段时间，共和军的九个主要成员聚集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间满是蟑螂的破屋里——那里闷热异常，住在里面让人觉得透不过气来。他们没有充足的食物，衣服又脏又破，加之周围的邻居爱多管闲事，所以他们就从那儿搬到了洛杉矶。到达洛杉矶后，“辛基”继续指挥他手下的喽罗们进行犯罪活动。
他们开着车四处招摇，后来在1974年5月9日，南茜发现了这间破屋子，不久，他们就搬了进来。屋子一共有两个房间，每月租金七十美元，而且没有电，但对于他们来说那算不上什么问题。当他们搬进去的时候，一共带了二十多支枪、六千多发子弹和几副手铐。他们发誓要同生死、共患难。
我倚在车上，想象着这帮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刚搬进来时的样子。他们迫于压力搬出原来的住所，这还是他们一个月来第一次走出那所房子。如果是我，恐怕就做不到，我宁愿抽空逛逛超市什么的。
这时一个老妇人站在路边，盯着我和杰克，她的眼神很奇怪，好像在盯着两个垂死的人。“白人从来不到这儿来。”她说。
我抬起头向她走过去。“您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吗？”我问道。
她两手环抱在胸前反问：“你来这儿想干什么？”
“只是看看那房子。”我说，“曾经有几个白人住在那里面，您还记得他们吗？”
“他们都死了。”她说，“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看来您还记得他们。”我接着问道，“您就住在这附近吧？您以前见过他们吗？”
她皱着眉回头瞥了一眼那所房子，然后说：“他们招来了警察，警察来到这儿，盘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私人问题。”
“警察来这儿以前，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吗？你见到过他们吗？”
“你是谁，为什么问我这么多问题？”
我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她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手指夹过去，好像生怕名片有毒似的。她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过。”她把名片扔进手提包里，眼中又露出那种看死人般的眼神，“我说过，你们最好离开这儿！”
我谢过她后，目送着她慢慢走进一所粉红色的小房子里。这时杰克红着脸走过来，显得恼火而焦虑，他说：“我们走吧！”
“她说的话算不了什么。”我说，“那只不过是她个人的看法罢了。”
“我看到她脸上满是怨恨，好像我就是警察似的。”
“警察？”我学着那女人的腔调说，“没有人说什么警察，杰克，你要在这条街上待很久，你要到哪儿去呀？”
这时他的脸更红了。
“我很想走上前去敲那扇门，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像那女士说的，我们现在最好离开！”他边走边说。
从外面看，地处佛罗伦斯大街上的“热舞”俱乐部很是显眼——临街的窗户上有一幅很夸张的奶油蛋糕的广告画，画上的蛋糕被做成一个裸体女人的样子。在敞开的大门上，挂着一条褪色的红色缎子门帘，这儿的装饰带有很明显的色情味道。
我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了车。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杰克问。
“我想跟这儿的主人谈一谈。”
他拍了拍衬衣口袋里的烟说：“我马上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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