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女人要弗兰迪用什么作为交换？”
霍利亨想了想：“也许他是她们的生活中惟一不每天打她们的男人。也许他要做的只是给她们买瓶汽水，然后听她们说说话。”
海克特有意停顿了一下。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富有经验的采访者了，能够注意摄像机后的吉多的提示。“你有没有回到那群家伙中去，问他们是否有人听过谁想要杀弗兰迪？”
霍利亨点点头，他红色的脸膛也忧郁起来：“一个叫蒂娜的小女孩说起了我曾经提到过的休格·贝尔，她告诉我们贝尔的汽车被使用过——很明显，贝尔开的别克牌汽车正符合目击证人描述的样子，他还吹嘘用自己的9毫米手枪杀死了弗兰迪。贝尔是这个案子惟一真正被抓的人。据我回忆，当时测谎仪显示他在说谎，那时候关于弗兰迪的死外面已经流传着各种说法，而贝尔的供词只不过又添了一种新说法，没有确凿的证据。结果他还是逃了。”
我按下了停止键。确切地说，从休格·贝尔这儿已得不到任何东西。弗兰迪被杀三个月后，贝尔死在一场与黑帮的火并之中。我名单上的黑帮成员有一大半已经死了，大部分人死于暴力，而且都没有活过25岁。
弗兰迪之死看起来不是帮派成员所为。它干得太有计划性了。即使在1974年，洛杉矶帮派成员的“道德标准”还是枪杀。用手铐、绑架、偷走他的车又销毁指纹不是他们的手段。他们都不想靠杀死一个警察来获得声誉；他们对声誉也没什么特别的追求。总之一句话，他们没有干这件事。
另一群要问的人是那些小毒品贩子。七十七街的侦探通过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知道，一个关在旧县城监狱里的家伙说他安排他的一个同伴杀了弗兰迪。由于他在监禁之中，所以他有借口逃离追踪。他告诉告密者，弗兰迪曾经逮捕过他几次，他痛恨这种折磨。弗兰迪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让他在他的顾客面前看起来像个傻子。他说他那个同伴用一个女孩作圈套，骗他说她的朋友在八十九街的巷道里需要帮助。
他们说弗兰迪上钩了，因为这个女孩很漂亮。她坐进了弗兰迪的汽车，带他到了那条小巷。在那里，他被人抓住，手被铐住，被逼着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不停地喊着“饶命”。他被枪杀，抛尸街头。杀他的那把枪被抛入了下水道。
弗兰迪决不会在地上爬，也决不会把他的衣服弄皱——我清楚地知道。
如果这条街上有人知道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它们也隐藏在十足的捏造、谎言和错误的承认之中。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只好用蒙太奇手法把一些图像连接起来：他在地上爬行；他的腹股沟被打；他的脑袋被打；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趴下；他的短裤被脱到了膝盖；他被阉割了；他全身着了火；他穿着制服；他被抢劫了；他被人用他自己的枪杀死了。
我走到楼上，换上上班穿的衣服。麦克还在那儿昏睡。他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地仰躺在床的中央，手臂伸出了床外，两条腿随意地舒展着。他早上勃起的阳具像一根竖着的棒子，打的鼾像闪雷一样响。
在浴室的镜子上——这个他一定能注意到的地方，我把电话留言放下了——奥尔加打过来的电话——用信纸写的。做完这些后，我回到了床边，把一块乳白色的毛巾盖在他的阳具上。他一动不动。
在去电视台之前，我先开车去了城市的南部。我想知道萨尔·伊波里托究竟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萨尔同意我们在他的俱乐部拍摄，然后他又想反悔，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占用他的地方。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高兴的，他可以把钱留下，而我们也不会打扰他。但是我收到一封他的律师写来的急件，要求我们就他失去公开亮相的机会而给以高额赔偿。因为我们将不会把大名鼎鼎的“热舞”俱乐部在影片中播出。这种卑鄙的手段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在开始营业之前我到了热舞俱乐部。萨尔曾经告诉过我们，他总是很早就到这儿打点食物和饮料，为全天的开张做准备工作。
我穿过厨房入口走进去的时候，萨尔正在拖地板。他头也没抬地说：“我马上就完。”
“我可以等一会儿。”我说。听到我的声音，他差点儿把拖把扔掉。他向上瞧了一眼，把香烟往嘴角边塞进去一点，然后又全神贯注地拖起地板来。他的拖把在地上划着很大的弧线，向我这边划来，或者是向我身后开着的大门划来。他就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厚实的肩膀上的肌肉全部投入到了工作中。
“你想干什么？”他问道，语气中充满挑战。
“我想知道你到底想干些什么，萨尔。这封你的律师的信值得我认真对待。不管怎么样，他是谁，是你的姐夫吗？”
“不是。”那根丑陋的香烟一动，变成了一个微笑。他把拖把放入桶里冲洗，然后又拿起来放回地板上，“那个律师是我侄子。”
“他告诉你什么啦？电视台是有很多很多钱，他准备从那儿给你挣点钱回来吗？”
“这值得争一争。”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脸红，“我正等着F·李·贝利来找我，而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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