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好好地回家了吗？”他问。
“回家了。”
“玛吉，宝贝，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是吗？”
“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就感到了完美。”我不想与吉多谈起那些。我把玫瑰花插入我的空咖啡杯中，冲他笑了笑，“你把芬吉怎么了？我需要她。”
他露齿一笑：“你想要情况的详细述评吗？”
“不，我只想要芬吉。”
“我们睡过头了。她正在路上。”
“今天我们预定了一整天的制作间里的采访。你跟我一块去吗？”我说。
他点点头；“我听你的。”
我们下楼走向分配给我们的录音棚。这个巨大的地方被分成了三个区域：一间充满生机的屋子，假窗子外是丝绸做的花朵和一个画出来的花园；一间空落落的像警察局一样的审讯室和一堵画满符号的墙。被访问者会被安排在最适合他们的背景前边。我曾经三番五次地向兰娜要求有一个平面的蓝色背景，但没有成功。
很久以前，我从一个叫“事实真相”的记者团体里跳出来。纪录片要求你对一个专题有自己的观点，这正是它要存在的原因。但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相差还是太远。演员们解释画面，并且假装他们所表现的是真正的生活，这就是讲故事的效果。
杰克来了，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然后朝我走来。
“事情怎么样了，杰克？”我问。
“太棒了。”
“太棒了？我没有从你脸上看出什么，你也没有问过什么问题。你找到了你的特写要用的东西吗？”
“噢，当然了。”
“你的特写主题是什么？”我问道。
“还没有找出来，但是我会的。通常我把它们搁那儿，然后它们就出来了。”
“你当记者有多长时间了？”
他又耸耸肩：“我写过几篇关于你姐姐和平运动的文章。”
“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说。
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奥蒂斯·弗朗，他的侄子把八十四街的屋子租给了共和军。那个“地主”不想与我打交道，但是奥蒂斯好像特别愿意。
奥蒂斯看起来在衣着上颇花费了一番心思。他甚至还打过电话来问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告诉他：“不要穿亮白色和带斜线的衣服。我建议你穿纯棉的原色衣服。”
他里面穿一件黑色的T恤，外面罩一件斜纹粗棉布工作眼，卷发上面戴了一顶棒球帽。我问奥蒂斯喜欢哪个背景，他选了那堵画满符号的墙。我们肩并肩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你遇到过那六个人吗，他们在1974年5月搬进你侄子的家？”我问他。
“噢，当然。”他以一种肯定的语气说，“他们刚搬进来的那一天我就看见过。我的侄子说，‘嘿，奥蒂斯，我们过去和那些搬进来的人谈谈。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枪。我们从他们那里讨点香烟抽吧。’”
玛吉：“你看见枪了吗？”
“是的，我看见了。刚开始，我以为是玩具枪，因为有那么一大堆。但是那个疯狂的白人告诉我，这是你花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枪。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家伙的照片。那时，他已化成了一堆灰烬和一个皮带上的扣环。”
我问：“他是威利·沃尔夫吗？”
奥蒂斯耸了耸肩：“我们是第一次到那儿去。那个块头大的家伙自称为辛基，推出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黄毛丫头给我们看，然后说，‘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坦尼亚。’现在，我们可以在电视报道的银行抢劫案和其他案件中看见这个女孩的照片。可他推出来的那个小东西看起来不像这个女孩。我的侄子这么说，‘她的头发太短了。’于是，辛基告诉那个女孩，‘去戴上你的假发。’然后我们就看见和电视上相同的那个人，那个被绑架的人。”
“是帕特里夏·海斯特？”
“就是她。”
“后来你又看见屋子里发生了什么？”
“我听到的比我看到的要多。那间房实在很小。他们整天待在里面，扛着枪四处走动，就像海军陆战队新兵练训中心似的。”
我问：“有人去找他们吗？”
奥蒂斯说：“有一些，大部分是晚上来。没有一个待很长时间，因为他们一直那么疯狂地说着话，唠唠叨叨的，就像卖公墓土地的商人在开会一样。只不过他们卖的东西是革命。他们说革命就要到来了，他们是那支光荣而又伟大的军队的惟一主力军，还要我们最好赶快加入。但是我说，你们是这么不可一世，那为什么你们还住在这种既没有电灯，又没有电话的房子里？”
“有人提起过罗伊·弗兰迪警官吗？”我问。
奥蒂斯说：“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他的所有的同事、朋友都来问我问题，但我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告诉他们。除了有一天晚上，我跑到他们那儿去讨几根香烟，辛基告诉我的那些话。”
“他告诉你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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