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建议我再坐一会儿。我拒绝了，站起来说：“今天全国有一半的人想和我谈话，卡洛斯。如果你不想说什么，那么，我还是走吧。”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不要这么生气嘛！”他剪了一下耳环的接合处，把正在冒烟的烟蒂放在他的有水晶珠子项链的盘子里。他大约50岁，由于长期生活在户外，脸上饱经风霜，皱纹很深。他穿着紫色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项链，脚踏一双凉鞋。一脸大胡子使他看起来有些可怕，在伯克利之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被人看作是一个逃跑的疯子。
他眯起眼睛抵挡着太阳光，说：“也许我们有一个沟通的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会想和一个像我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无业游民说话？”
“一个叫查克·凯伦伯格的人说你有可能知道一些共和军的信息。”
“凯伦伯格？”
“凯伦伯格。”我重复了一遍。
“噢，我认识他，联邦调查局的。”
“他说，也许你听过共和军说起枪战之前洛杉矶发生了什么。”
“谁？我吗？他一定是找错了人，我不是那个卡洛斯·奥利里。”
“也许是他错了吧。你看，与你谈话真是特别的有趣。但是现在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干。”我站起来，把包挎在臂弯里，“再见。”
“不要气急败坏地走开，美丽的女士。”他拿起他刚做好的耳环——上面有着长长的水晶悬垂物，递给我，“把这送给你。让我把它们装好，这样它在你的手里也不会遭受散落的命运。”他用一张黄色的纸包好耳环，向上举着递给我：“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我把耳环放入包里，放了10美分在他的手里。
卡洛斯又捡起那还在缓慢燃烧的烟蒂，再次点燃，像以前那样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我走到人行道时，他正随着一种神秘的内心的交响乐而扭摆着身体，好像我根本就没出现过。
我说过，我在伯克利长大，我对这里很熟悉，卡洛斯·奥利里不是我获得信息的惟一渠道。在艾米莉住的医院外举行的游行，让我想起自己还认识那么多人。
我看见了我妈妈的朋友珀尔米特夫人，她正站在她家房子旁边阳光照耀的花园里栽种郁金香。只见她戴着一顶宽檐草帽，着一身斜纹粗棉布工装裤，跪在地上——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她卷卷的头发从帽子下面钻出来，太阳在她有皱纹的脸上留下一片温柔的、银色的阴影。
珀尔米特夫人的听力几年以前就开始减弱了。我拿出照相机，在离她大约10英尺远的地方跪下时，她显然没有听见我发出的声音。我已经给她拍了两张照片，她才感觉到我的存在，眼睛转向我。
“噢，玛吉，亲爱的，是你呀？”她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只是把几绺露出来的头发放回帽子中，“你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一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拍尔米特夫人。”当她正面对着镜头时，我把焦距又调了调，给她拍下了第三张照片。然后我把照相机收好，朝她走了过去，“你看起来很美丽。我会把照片寄给你的。”
她把一只手伸向我，紧紧地抓住我，逼迫我蹲在她旁边。然后她递给我一把铲子和一小桶骨粉：“我正想着你要路过就好了，你果真就来了，就像以前那些日子一样，还带着照相机呢。有一次，我还问你妈妈，是不是可以给我一张你上学时的照片，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我看见你所有的形象都是你在摄像机后面工作着。”
我笑了：“扛一台摄像机是我惟一的露面方法，现在仍然是。”
她微笑着抬头看我的脸：“亲爱的玛吉，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总是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吗？”我把一茶匙骨粉倒入她刚在有护根的泥地上挖的3英寸深的洞里。“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是一幅巨大的、没有成形的图画。没有人给我指路，我就在里面徘徊，永远在迷茫中前行。”
“那些年，我觉得你是少数几个精于计算的人。”她温柔地笑着，递给我一根郁金香茎，“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宝贝？”
“共和军。”
“太可怕了。”她装作惊慌失措地举起了双手，“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过那群暴徒了。他们是你的新项目吗？”
“算其中的一部分吧。”
“为了讨好你，我想我得帮你点忙。但是怎么帮呢？”
“你知道一些事情。”我又栽好一棵郁金香，“在洛杉矶枪战之后，共和军在伯克利又有过短暂的复兴。”
“短暂而且激烈。”她肯定地说，“他们在整个城市画画、写字，‘那些剥夺人民生命的法西斯分子去死吧！’不是原汁原味的，是吗？”
“你知道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住在哪儿吗？能找个人和我谈谈吗？”
“我想那些还在监狱里待着的人是很容易找到的。至于他们想不想与你谈话，则另当别论。贾奇·盖茨也许能帮你。”她正了正帽子，“你还记得那个盖茨吗？在中风前，他是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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