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充分认识到的，还没有办法来识别干那件事的人是谁。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尝试着去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干的。
“我也了解某些迹象。那封信——那种犯罪的方式——被谋害的人。我必须发现的是：犯罪动机，写信的动机。”
“是为了公众影响。”克拉克建议道。
“肯定有一种自卑情结。”托拉·格雷补充道。
“当然，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为什么会是我呢？为什么是赫尔克里·波洛？如果把信寄给苏格兰场，保证可以获得更大的公众影响。寄给报社也会有更大的影响，报社可能不会把第一封信刊登出来，但是第二场谋杀案发生的时候，ABC 便可以确保所有的新闻界能提供的公众影响。然后，为什么会针对赫尔克里·波洛呢？这当中是否是因为有什么个人原因呢？在信中倒是分辨得出，有一点对外国人的轻微的仇视——可用来解释这个事件，但这还不足已令我感到满意。
“随后，第二封信到达——接着便是贝克斯希尔的贝蒂·巴纳德谋杀案。现在已变得很清楚了（这也是我早就怀疑的），这些谋杀案是用一个字母顺序的计划来进行的，可是，对每个人来说，这个事实看来已成定形，却使留在我心目中主要的问题一成不变。ABC 有什么必要来干这些谋杀案呢？”
梅根·巴纳德在座位中激动起来。
“这样的事难道不像是——是一种血腥的贪婪？”她说道。
波洛转身朝向她。
“你说得不错，小姐。确实有这件事，那种杀人的欲望，这不太符合本案的实质。一个充满杀人欲望的杀人狂通常会想要杀死尽可能多的受害人，这是种周而复始的渴望。这样的凶手的强烈愿望便是藏匿起他的踪迹——而不是加以宣扬。当我们对四个被选中的受害人进行考虑——或者说，至少他们当中的三个人（因为我对唐斯先生和厄斯菲尔德先生了解甚少），如果他挑选了这些人，凶手可以杀死他们后而不引起任何怀疑。弗朗兹·阿谢尔，唐纳德·弗雷泽或梅根·巴纳德，还可能是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那些证据。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个不知名的杀人凶手！那么，为什么凶手会感到有必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呢？有必要在每具尸体上留下一本ABC 铁路指南书吗？那是种强迫的做法吗？是不是有什么与铁路指南相关的情结？
“我发现，要探究凶手的心理是挺不可思议的。那肯定不能算是宽宏大量！是不是把一种对犯罪责任的恐惧强加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尽管我无法解答那个主要的问题，我倒确实感觉到从凶手那里了解到某些情况。”
“比如说是什么情况？”弗雷泽问。
“首先呢——是他有一种平面状的心理。他的罪案以字母顺序的递进来进行排列——那么对他而言，这显然很重要。在另一方面，他对受害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品味——阿谢尔太太，贝蒂·巴纳德，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他们彼此之间相差甚大。没有性别情结——也没有特定的年龄情结。对我而言，那是个相当奇怪的现象。如果一个人不加区别地杀人，这通常是因为他要根除掉那些挡住他去路或惹他恼火的人。可是字母顺序的递进表明，在这里情况可不是这样。另一种类型的凶手通常会挑选某一类特定的受害人——几乎总会是异性。ABC 的程序当中有些偶然性，这在我看来与字母顺序的选择格格不入。
“我允许自己做一个小小的推理。ABC 的选择使我想起我称之为‘铁路迷’的人，这在男人当中比女人更为普遍，男孩子要比女孩子更喜欢铁路。同样，在某些方面，这也可能是思维未完全定形的一种迹象。‘男孩’的动机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
“贝蒂·巴纳德的死亡和它的方式令我获得了其他方面的启发。它死亡的方式尤其令人浮想联翩（对不起，弗雷泽先生。）。首先，她是被人用自己的腰带勒死的——那么杀害她的人肯定同她有着友好或亲密的关系。当我了解她性格当中的某些方面时，我的心中就生成一幅图像。
“贝蒂·巴纳德是个爱调情卖俏的人，她喜欢让风度翩翩的男士来注意她。因此，ABC 为了要说服她跟他外出，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即性别的吸引力。他必须有办法，如同你们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去‘结识异性’。他要能够与女人一拍即合！我设想海滩上的场景是这样的：那男人恭维她的腰带，她便解下来，他玩耍一般地把腰带缠绕在她的脖子上——也许会说‘我要勒死你’。一切都是在打打闹闹之中，她咯咯地笑——而他则拉紧——”
唐纳德·弗雷泽跳将起来，他脸色发青。
“波洛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
波洛做了个手势。
“我已讲完，已结束了。我们再接着谈下一场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的谋杀案。在这里凶手又回复到他的第一种手法——猛击头部。这是相同的字母情结——可有一个事实令我担心，凶手应该以某种特定的顺序来挑选这些城镇，以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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