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杯传奇_[美]劳伦斯·加德纳【完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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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士坦丁大帝由于御赐教产得到救世主头衔(12世纪罗马手稿)”

  为了提高教会的地位,主教们决定把耶稣和教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中世纪的传教士们努力伪造以前的皇帝和教皇的手稿,企图把他们和耶稣拉上关系,甚至伪造君士坦丁被任命为救世主的文件。为了这一目的,教皇扎迦利在公元751年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手脚。

  给耶稣后代带来灾难的扎迦利的谎言

  在没有来源的情况下,扎迦利凭空编造出一份400年前的文件,上面有君士坦丁的签名。它声称教皇是耶稣亲自选出的在凡间的代表,教皇的宫殿要比世上任何其他宫殿的等级都高。他比世上任何统治者都高贵,只有教皇有权任命皇帝或者女王作为他的下属。这份文件的意思非常清楚,教皇就是耶稣亲自选中的代表,因此他的头衔是“上帝之子的代表”.

  这份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751年梵蒂冈强制执行了其中的规定。于是,君主政体的性质和结构都从社会的管理机构变成了绝对的统治机构。自此以后,欧洲的君主都改由教皇加冕,成为教会的仆人,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人。

  有了这份伪造的皇帝诏书撑腰,扎迦利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废黜了长期存在的法兰西王室——高卢的梅罗文加王朝。这个神秘的王朝自称是以色列大卫王的直系后代,统治法兰克达300年之久。和《旧约·民数记》中的记载一样,他们按照拿撒勒教派的传统留着长发。他们的统治机构也是模仿所罗门王的制度建立的。1482年路易十一世在信中提到,梅罗文加王朝的国王克洛维斯于公元480年朝拜了玛利亚·抹大拉的坟墓,他还在费利埃的黑圣母像前和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举行了婚礼.

  从克洛维斯国王开始,梅罗文加王朝就跟罗马教会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但到那时已经没有用了。按照以前国王的职责来说,他们是法兰克人的国王,而不是法国的国王。扎迦利的计划是把法国的统治权授予未来的国王,从而改变这一传统。法国国王可以在他的最高权力之下统治整个法国。西罗马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扎迦利有了一个新想法——在梵蒂冈控制下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计划中容不下梅罗文加王朝,因为他们是Desposyni的后代。虽然他们是法兰西君主国的奠基人,但仍然会对教皇的权力形成巨大的威胁。为了和罗马教会修好,克洛维斯让兰斯的主教圣雷米给自己施洗。但他的后人仍然戴着犹太人的三叶形标志——百合花饰(和耶路撒冷古币上的一样)以表明他们的血统,还在盾牌上雕上犹太之狮。1世纪时罗马皇帝维斯帕先曾下令“寻找大卫王的家人,在犹太人中不允许留下有王室血统的人”.按照扎迦利的想法,梅罗文加王朝的人根本不应该存在,更不要说成为一个王朝。

  因此,梅罗文加王朝被主教打着《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幌子废黜了,他们的末代国王就是奇尔德里克三世。教会的骑兵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一座修道院的地牢里,他于四年后死亡。继任者是梅罗文加王朝的宫相家族。铁锤查理曾于732年在波瓦第尔附近击退了摩尔人的入侵,他的后代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在加洛林王朝长达236年的统治期间,只出过一位杰出的君主,就是铁锤查理的孙子查理曼大帝。然而,一个新的秩序已经产生,神圣罗马帝国诞生了。从那时起,欧洲的君主都是由教皇来加冕。在英格兰则是由教皇指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加冕。而苏格兰一直在抵抗天主教的侵袭,这里的君主一直是苏格兰人的国王,而非苏格兰国王。

  大约500年前,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证据证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彻头彻尾的伪造文件。它在提到《新约》上的内容时引用了拉丁文的圣经,而这个版本的圣经是圣哲罗姆编译的。他于公元340年出生,比这份所谓诏书的时间晚了26年。而且这份文件有很多与年代不符之处,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8世纪的风格,和君士坦丁时代截然不同.就像现代英语和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二者相差的时间也差不多)。

  1001年,撒克逊皇帝奥托第一次宣布《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伪造的。奥托对君士坦丁把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的行为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为了先发制人,不让梅罗文加王朝有机会把统治中心放在罗马以对抗帝国的主教。虽然奥托是德国人,他母亲却来自东罗马帝国。她很清楚在梅罗文加王朝末期,罗马主教有着同样的担心。这就是《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被执行的原因。

  奥托的声明对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来说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但直到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斯宣布君士坦丁从未写过《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这一声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虽然尼古拉斯起初认为教皇应该是教会成员意愿的执行者,但他不知为何被主教们震慑住了,于1448年接受了枢机主教的职位,从此成为一名教皇制度的忠心拥护者。

  此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再也没有被公开提及,直到15世纪的意大利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猛烈地攻击了它的真实性.瓦拉(公元1407-57年)被教皇尼古拉斯五世选中,把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但瓦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还是教育改革的热心发言人。他坚决认为希腊罗马时期的古老精神已经在中世纪丧失了。由于痛心于正统拉丁文的优雅被笨拙的中世纪语言所取代(例如教会文件中的拉丁语就有大量语法和用词错误),他尖锐地批评了教会的拉丁版《圣经》以及翻译时故意犯的错误。受到他的影响,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学者,例如德西德里斯·埃拉斯摩(1466-1536)转而研究原始版本的《圣经》。1516年,埃拉斯摩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希腊语《新约》的拉丁语版本,揭露了原来的拉丁文版本圣经是故意错译的,他把它称为“二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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