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大帝由于御赐教产得到救世主头衔（12世纪罗马手稿）”
为了提高教会的地位，主教们决定把耶稣和教会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中世纪的传教士们努力伪造以前的皇帝和教皇的手稿，企图把他们和耶稣拉上关系，甚至伪造君士坦丁被任命为救世主的文件。为了这一目的，教皇扎迦利在公元751年动了一个极其巧妙的手脚。
给耶稣后代带来灾难的扎迦利的谎言
在没有来源的情况下，扎迦利凭空编造出一份400年前的文件，上面有君士坦丁的签名。它声称教皇是耶稣亲自选出的在凡间的代表，教皇的宫殿要比世上任何其他宫殿的等级都高。他比世上任何统治者都高贵，只有教皇有权任命皇帝或者女王作为他的下属。这份文件的意思非常清楚，教皇就是耶稣亲自选中的代表，因此他的头衔是“上帝之子的代表”.
这份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751年梵蒂冈强制执行了其中的规定。于是，君主政体的性质和结构都从社会的管理机构变成了绝对的统治机构。自此以后，欧洲的君主都改由教皇加冕，成为教会的仆人，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人。
有了这份伪造的皇帝诏书撑腰，扎迦利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废黜了长期存在的法兰西王室——高卢的梅罗文加王朝。这个神秘的王朝自称是以色列大卫王的直系后代，统治法兰克达300年之久。和《旧约·民数记》中的记载一样，他们按照拿撒勒教派的传统留着长发。他们的统治机构也是模仿所罗门王的制度建立的。1482年路易十一世在信中提到，梅罗文加王朝的国王克洛维斯于公元480年朝拜了玛利亚·抹大拉的坟墓，他还在费利埃的黑圣母像前和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举行了婚礼.
从克洛维斯国王开始，梅罗文加王朝就跟罗马教会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关系，但到那时已经没有用了。按照以前国王的职责来说，他们是法兰克人的国王，而不是法国的国王。扎迦利的计划是把法国的统治权授予未来的国王，从而改变这一传统。法国国王可以在他的最高权力之下统治整个法国。西罗马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扎迦利有了一个新想法——在梵蒂冈控制下的神圣罗马帝国。
这个计划中容不下梅罗文加王朝，因为他们是Desposyni的后代。虽然他们是法兰西君主国的奠基人，但仍然会对教皇的权力形成巨大的威胁。为了和罗马教会修好，克洛维斯让兰斯的主教圣雷米给自己施洗。但他的后人仍然戴着犹太人的三叶形标志——百合花饰（和耶路撒冷古币上的一样）以表明他们的血统，还在盾牌上雕上犹太之狮。1世纪时罗马皇帝维斯帕先曾下令“寻找大卫王的家人，在犹太人中不允许留下有王室血统的人”.按照扎迦利的想法，梅罗文加王朝的人根本不应该存在，更不要说成为一个王朝。
因此，梅罗文加王朝被主教打着《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幌子废黜了，他们的末代国王就是奇尔德里克三世。教会的骑兵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一座修道院的地牢里，他于四年后死亡。继任者是梅罗文加王朝的宫相家族。铁锤查理曾于732年在波瓦第尔附近击退了摩尔人的入侵，他的后代建立了加洛林王朝。在加洛林王朝长达236年的统治期间，只出过一位杰出的君主，就是铁锤查理的孙子查理曼大帝。然而，一个新的秩序已经产生，神圣罗马帝国诞生了。从那时起，欧洲的君主都是由教皇来加冕。在英格兰则是由教皇指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加冕。而苏格兰一直在抵抗天主教的侵袭，这里的君主一直是苏格兰人的国王，而非苏格兰国王。
大约500年前，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证据证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彻头彻尾的伪造文件。它在提到《新约》上的内容时引用了拉丁文的圣经，而这个版本的圣经是圣哲罗姆编译的。他于公元340年出生，比这份所谓诏书的时间晚了26年。而且这份文件有很多与年代不符之处，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8世纪的风格，和君士坦丁时代截然不同.就像现代英语和莎士比亚的语言一样（二者相差的时间也差不多）。
1001年，撒克逊皇帝奥托第一次宣布《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伪造的。奥托对君士坦丁把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的行为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为了先发制人，不让梅罗文加王朝有机会把统治中心放在罗马以对抗帝国的主教。虽然奥托是德国人，他母亲却来自东罗马帝国。她很清楚在梅罗文加王朝末期，罗马主教有着同样的担心。这就是《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被执行的原因。
奥托的声明对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来说是个不受欢迎的消息，但直到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斯宣布君士坦丁从未写过《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这一声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虽然尼古拉斯起初认为教皇应该是教会成员意愿的执行者，但他不知为何被主教们震慑住了，于1448年接受了枢机主教的职位，从此成为一名教皇制度的忠心拥护者。
此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再也没有被公开提及，直到15世纪的意大利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猛烈地攻击了它的真实性.瓦拉（公元1407-57年）被教皇尼古拉斯五世选中，把希罗多德和修西得底斯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但瓦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还是教育改革的热心发言人。他坚决认为希腊罗马时期的古老精神已经在中世纪丧失了。由于痛心于正统拉丁文的优雅被笨拙的中世纪语言所取代（例如教会文件中的拉丁语就有大量语法和用词错误），他尖锐地批评了教会的拉丁版《圣经》以及翻译时故意犯的错误。受到他的影响，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学者，例如德西德里斯·埃拉斯摩（1466-1536）转而研究原始版本的《圣经》。1516年，埃拉斯摩发表了自己翻译的希腊语《新约》的拉丁语版本，揭露了原来的拉丁文版本圣经是故意错译的，他把它称为“二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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