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险恶居心，分明用欺诈手段窃取了中华国宝，却又试图转移视线，让受害方把一切归咎于运命不济，从而减轻自己身上的罪名。哼，亏你想得出这样的奸滑诡计。用一句中国话概括，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既然你明察秋毫，也就到了我们分手的时候了。咳，何必把话说得那么难听，难道对改变现状会有什么帮助吗？”
“我可能无法改变现状，可是你也不要得意忘形。”余伯宠切齿愤盈，昂头怒斥。“虽然你的阴谋暂时得逞，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就算上天不予惩罚，也总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沉重的负疚感将陪伴你度过余生，相信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滋味也未必美妙。”
布莱恩本来作势欲走，听了他的话，立刻收住脚步，转身响应。“余先生的想法太天真了吧，我有必要做出一些解释。此次西域探险，不同凡响的经历确实让我感触颇多，既有喜悦、激动和振奋，也有悲伤、痛苦和失落，却唯独缺少负疚的感受，你所指望的我愧悔终生的情形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生。”
“那倒要恭喜了，”余伯宠轻蔑地说，“阁下恬不知耻的功夫已臻化境，犯下再多的滔天罪行也会心安理得。”
《楼兰地图》（二十二）(3)
“这是毫无根据的偏见，”布莱恩高声反驳，“平心而论，我的道德涵养绝不会比你逊色，只不过看待事物的眼光更加开阔而已。余先生，你是否认为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唯有留在中国才是天经地义吗？”
“当然，”余伯宠凛然表示，“物归原主，毋庸置疑，难道你不清楚，木箱内的每一件文物上都抹不去中华历史的烙印。”
“不错，”布莱恩心平气和地说，“这些东西和中国文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换一种角度讲，也是古代中亚地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印证，所以它们不该被单纯地划分给某个国家所有，而更应当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辛苦进行的挖掘工作，不仅要使这些珍品重见天日，更高的目标在于追本溯源，探寻失落文明的轨迹。请余先生扪心自问，以贵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能够提供一个保存或研究楼兰文物的理想环境吗？”
余伯宠顿时语塞，踌躇着不知如何开口。
“还是让我来帮你分析吧。”布莱恩接着说，“先从政府官员谈起，‘裴将军’‘冯司令’之流你并不陌生，他们除了趋炎附势，争权夺利以外，根本没有半分保护文物的意识。像我这样的所谓‘文化强盗’，若非处处受到诸位大人的关照，又怎么可能获得无数自由发挥的空间。百姓的蒙昧麻木就更可笑了，西域伊斯兰化已经几百年，如今的穆斯林把佛教寺庙里的雕像视作妖魔鬼怪。我在旅途中不断发现，农民们常用刀子剜去塑像的五官轮廓，然后拆去庙里的门梁花砖搬回家，或是把鲜艳如新的壁画刮下来作肥料，即使官府知道也绝不会制止。更有甚者，干脆将整座古代遗址弄平用来种田，他们引水灌溉，水到之处湿气蔓延，原先干燥沙土下保藏的文物便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每当看到这些情景，我只有痛心和无奈，遗憾自己不能实施更多的抢救性发掘，哪里还会有你所说的负疚感呢。”
“这能够成为你巧取豪夺的理由么，”余伯宠疾声厉色，“不要忘了，至少我们还有伦先生那样公忠体国的有识之士，以及方教授那样勤勉正直的学术权威。”
布莱恩淡淡一笑，说：“方教授是一名笃诚敬业的学者，可惜得不到政府的赏识和庇护，所有的美好愿望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至于你的雇主伦先生，虽说神通广大，长袖善舞，但涉足西域的真实动机又值得怀疑……”
余伯宠愕然，旋即怒斥。“一派胡言！你凭什么证据下此结论？”
“无凭无据，只不过是直觉罢了，”布莱恩说，“但我相信，这份直觉和现实的差距不会太大。请你记住，在缺乏合理机制的前提下，个人的奋斗不可能化作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譬如这一次的探险经历，各方势力角逐西域，为什么偏偏英国人笑到最后？因为相对于俄国人的贪婪，日本人的凶恶，以及中国人的虚伪，只有我们付诸行动时真正以考古为目的。其余人马充斥了太多的私欲杂念，以至于相互牵制，争执不休，所以才会纷纷落败。”
余伯宠默然垂首，虽然不肯认同对方的论调，但冥思苦索，却又实在找不出辩驳的言词。惴惴不安之际，面孔涨得通红，凄惶无助的感觉就像一个声名不佳的妇人在众目睽睽下遭遇恶徒的戏侮。
“余先生，你大可不必感到难堪，”布莱恩仿佛窥破了他的心思，“纵观世界潮流，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几乎是万古不变的定律。贵国虽然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但毕竟已不复汉唐鼎盛时期的风貌，当务之急是开发民智，改革体制，否则永远也没有同先进文明抗衡的资格。试想，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即便继承了一笔丰厚家产，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余伯宠愀然无语，暗自体味，病入膏肓的人确实无法享受丰厚的家产，倘若再留下一帮不肖子孙，恐怕才是天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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