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她：“抽签？”
埃伯格想做什么？或许他想了解DNA检验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每个人都对这个感兴趣。
“那些警察，”贝蒂说，“会去纽约或别的地方。有些人从没去过。”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去一次就足够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等他们试过变换车道或找停车位，就会想回来了。”
但如果他对DNA检验或其他事有问题，他可以发电子邮件送个备忘录过来。通常埃伯格都会这么做，事实上，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嗯，不只如此，我们的柏从小生长在田纳西，不论去哪里，他都非得带着那玩意儿一起走。”
“希望他这次去纽约没有带。”我嘴上应付着，但其实心不在焉。
“嗯，”她继续道，“他的队长叫他不要带，告诉他北佬那儿有关枪支的法律和这里不一样。柏来拿样本时一睑微笑，一面笑，一面拍着他夹克下的手枪皮套。原来他带了把约翰·韦恩拿过的那种连发左轮手枪，枪管有六英寸长。这些家伙和他们的枪，多么奇怪，真是无聊……”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在新闻中出现的小孩，他们侵入大公司与银行的电脑。
我家书房办公桌的电话后有一台调制解调器，我借此从家里联到这里的电脑。我绝对禁止别人碰它。露西了解如果她尝试取得我办公室的资料，将会有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她什么都可以动。虽然我如此承诺，内心其实仍有些抗拒。由于独住的缘故，我不免对自己的东西有强烈的领地感。
我想起露西发现藏在沙发垫下的晚报，也记起她问我洛丽·彼得森谋杀案时脸上的神情，以及我桌子上的那块软木板钉了我属下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表，其中包括玛格丽特的分机号码。
我发现贝蒂有好一阵子没说话了。她奇怪地看着我。
“你还好吗？凯。”
“很抱歉。”我又说了一次，并叹了一口气。
她沉默了一会儿后同情地说：“还没找到嫌疑人，我也觉得很烦。”
“似乎很难不去想它。”虽然嘴里这么说，但在过去一小时内我几乎没有想到它。我确实是该付出全副精力，我暗暗自责。
“嗯，我不想说这种话，不过除非我们手上有嫌犯，否则DNA检验根本不值一文。”
“除非我们到达更深入的阶段，所有基因数据都像指纹记录一样储存在一个中央数据库内。”我喃喃低语。
“只要有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存在，这种数据库就建立不起来。”
今天有人说过一句令人振奋的话吗？我的头开始阵痛。
“奇怪。”她往一张白色滤纸的小圈上滴磷酸萘，“你想，总该有人看过他。他又不是隐形人，更不会一道光似的射入那些女人的屋子。他以前一定在哪里看到她们，认定目标之后又尾随她们回家。照我看，如果他在公园或购物中心之类的地方游荡，总该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有人看到，只是我们不知道，提供消息的人倒是很踊跃，”我加了一句，“听说警方公布的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断，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谈不上有什么进展。”
“只是白忙一场。”
“不错。”贝蒂一边说一边不停手地工作。这个阶段的检验相当简单。她从试管里拿出我送来检验的样本，用水润湿再以滤纸擦过。她一小堆一小堆地处理，先滴磷酸萘，然后再加一点称为快蓝B盐的化学物质，如果有精液存在，几秒钟之内擦拭过样本的滤纸就会变为紫色。
我望着那一排滤纸上的圈圈，几乎所有的都变成紫色。
“杂种。”我说。
“而且技术很差。”她开始描述我正在看的东西，“这是从她大腿背而取得的样本，”她用手指着，“立刻就显出紫色。从肛门与阴户取得的就没有这样快。不过这是自然的。她自己的体液会影响到检验。除此之外，在口腔也有同样的紫色反应。”
“这个杂种。”我再次小声咒骂。
“不过你从食道取得的样本并没有显出紫色。很显然，大部分精液都留在身体外面。这种状况与我在布兰达、佩蒂与塞西尔身上发现的几乎一致。”
布兰达是第一个被勒死的，佩蒂是第二个，塞西尔是第三个。当贝蒂提到那些被勒死的女人时，她的口气像在谈熟人，让我为之一惊，但很奇怪，她们确实已变成我们家庭的一分子。在她们生前我们从没有机会碰面，但现在我们对她们又太过熟悉。
贝蒂把滴管转回那个棕色小瓶，我走到桌旁的偏光显微镜前，眼睛对准接目镜，开始调整焦距。我看到一些多包的纤维，平的，像丝带般，每隔一段不规则的距离会有些卷曲。这些纤维既不是动物的毛，也不是人造丝。
“这是我从刀上收集来的吗？”我几乎不想提这问题。
“不错，是棉料。别被你看到的粉红，绿色和白色骗倒。染过的纤维通常由多种颜色组合而成，不是肉眼可以分辨的。”
从洛丽·彼得森身上割下来的睡袍是棉布做的，颜色是淡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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