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公路前的一路上空荡荡的，几分钟后我疾驶过詹姆斯河。远处的后车灯像闪烁的红宝石，而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鬼影憧憧般显现于后视镜中。从两侧延伸出一块块黑暗的平原，只在边缘有细细一圈模糊的光晕。在远处某个地方，有那个男人，我知道。他可以是任何人，他直立行走，睡觉时有一片屋瓦罩在头上，手指和脚趾也各有十根。他很可能是白人，比四十来岁的我年轻很多。照一般标准，他再平常不过：大概不开宝马，不光顾酒吧，也不去商业区购买高档服装。
但话说回来，也不是没有那样的可能。他可以是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个，那种你独自与他同搭电梯上了二十楼，过后再也记不起来的人。
他成为这个城市自命的黑暗统治者，占据成千上万与他从未谋面的人的心头，此刻他占据了我的心头。无名氏先生。
这些凶杀案两个月前才开始，他可能最近才从监狱或精神病院出来。至少上个星期人们这么猜测，但这样的说法随着案情在修正。
我的推论却不曾改变。他一定刚来这城市不久，在其他地方已经作过案，但从未在监狱或法院紧锁的门后关过一天。他不是没条理，也不是没经验，更非一般人所说的“疯狂”。
再两个红绿灯后，左边是卫尔歇街，之后第一处右转便到了柏克莱。
两条街外就可以看到警车上闪烁的监红警灯。柏克莱5602号前灯火通明，简直像是灾区。一辆引擎闷吼的救护车停在两辆没有标志但闪着警灯的警车旁，附近还有三辆灯光无比强烈的白色巡逻车。十二台的记者刚刚抵达现场。整条街上都闪着灯，好儿个身穿睡衣或家居服的人站在各自门口。
我将车停住新闻转播车的后面时，一个摄影记者疾走过街。我低下头，竖起卡其色雨衣的衣领盖住耳朵，沿砖墙快步走到正门。我一向厌恶看到自己出现在晚间新闻中。里士满的勒杀案发生以来，我的办公室就被同一帮记者重复的粗鲁问题所淹没。
“如果这是连环杀手干的，斯卡佩塔医生，是不是表示这样的案子还会发生？”
好像他们希望这样。
“可不可以请你证实，上一个被害人身上有被咬的痕迹？”
事实并非如此，但不论我怎么回答都没用。若说“不予置评”，他们立刻假设那是真的；说“不是真的”，那么他们会立刻刊出“凯·斯卡佩塔医生否认在被害人身上发现咬痕……”，那个和所有人一样看报的凶手就有了新启发。
最近的新闻报道大肆渲染命案，还详述了不必要的细节。他们所做的早已超出警告市民的目的，把妇女特别是独居妇女吓得魂不附体。第三桩谋杀案发生一个星期后，手枪和安全门锁的销量上升了百分之五十，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狗也被抢购一空，不用说，这般大恐慌立刻成了头条新闻。昨天，那个恶名昭彰却也频频得奖的政法记者艾比·特恩布尔再度展现一贯的剽悍作风，跑到我的办公室，打着言论自由法案的招牌，逼迫我的部属提供验尸报告。当然，她并没有成功。
里士满的罪案报道一向生猛，这个有二十二万居民的弗吉尼亚老城去年被联邦调查局列为全美谋杀率次高的城市。英国的法医病理学家在我的办公室一待半个月进修枪伤是很平常的事。同样平常的，是像彼得·马里诺那样的职业警官离开了疯狂的纽约或芝加哥，结果发现里士满更糟。
这些性残杀案非比寻常。一般市民对毒品案或家事纠纷漠不关心，一个醉汉为了一瓶疯狗牌廉价劣酒砍杀另一个酒鬼更不在他们心上。但这些被谋杀的女人是他们邻桌的同事，是他们会相约同去购物或来家小坐的朋友，或是那个在派对里和他们闲谈的点头之交，是那个在超市结账时和他们一起排队的人。她们是某些人的邻居、姊妹、女儿或爱人。她们待在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床上，那个无名氏先生却径直爬进她们的窗户。
两个身穿警服的男子站在正门两旁。正门洞开，但拦了一根黄色的带子，上面标示警告：“犯罪现场，请勿跨越。”
“大夫。”这个身穿蓝制服、站在阶梯上层的男孩年轻得可以做我的儿子。他侧身挑起带子，让我弯腰走过。
客厅整理得一尘不染，以温暖怡人的玫瑰色调布置。角落有一座优雅的桃花心木柜，装着一台小电视机和CD播放机。旁边的架子上放着唱片与小提琴。在挂着窗帘、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面草坪的窗户下是一组沙发，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整齐地堆着半打杂志，其中有《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间有一块粉色衬着扁圆玫瑰和中国龙图案的地毯，另一头是一个胡桃木书柜，依照医学院课程表排列的大部头医学书摆满了两层书架。
敞开的门通到与房子等长的走廊。在我右边有几间房间，左边有厨房，马里诺和一个年轻警官在同一个我猜是受害人丈夫的男子说话。
我模糊地意识到流理台的台面很干净，地板和家电用品是那种半白不白，厂商们称为杏仁色的颜色，壁纸与窗帘则是淡黄色。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张桌子上。上面躺着一个红色尼龙背包，里面的东西警察已经仔细检查过了：听诊器、小手电简、曾经装过餐点的塑料盒、最新版的《外科年刊》、《柳叶刀》和《外伤期刊》。到目前为止，我毫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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