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受检查时，洛丽·彼得森在值班吗？”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线索。我问过医院，洛丽·彼得森那天在值班。我查过所有那天可能在的人，医护人员，大夫，你想得到的都查了。但没查出什么鸟，只是感到怪瘆人的，那两个女人可能碰过面，她们绝不会想到此刻你我会在这里讨论她们的谋杀案。”
这个想法像低伏特的电击般穿过我。“马特·彼得森呢？他那晚有没有去医院看他太太？”
“他说他在夏洛茨维尔。那天是星期三，大约在晚上九点半至十点。”
我想医院当然有可能就是那个交集点。任何在那里工作的人，或有机会看到记录的人，都有可能认识洛丽·彼得森，或者看到布兰达·史代普，她的地址会列在急诊卡上。
我建议马里诺彻查所有那晚在弗吉尼亚医院工作的人。
“这只需要去查五千个人，”他回答，“何况，杀她的那厮可能那晚也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所以我也往那方向查。目前看来并不乐观。那个时段一半的病人是女人，另一半不是心脏病发作的老家伙，就是撞了车的两个小伙子，不是没活过来，就是还昏睡不醒。很多人进进出出，老实说，那地方的记录差劲透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在那里，也不会知道有哪些人从街上逛了进来。可能有些人像秃鹫似的进出医院，寻找被害人——护士、医生、有小问题的年轻女人。”他耸耸肩，“他可能是送花的，常常进出医院。”
“你提过两次了，”我说，“关于送花那一点。”
他又一次耸肩。“嘿，我做警察前曾经送过一阵花。大部分的花都送给女人。如果我四处闲逛想找女人干，就会去送花。”
我真不该问。
“事实上，我就是在送花时遇上我太太的。替一个跟她约会的家伙送她一把甜心花束，红白两色的康乃馨和两枝甜心玫瑰。结果我比花更让她印象深刻，她男朋友的心意完全白费了。那是在新泽西州，两年后我搬到纽约当了警察。”
我郑重考虑以后再也不接受送来的花束。
“这是题外话，只是突然想到而已。不论凶手是谁，他一定在做些什么，他所做的事让他有机会遇见这些女人。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我们开车经过东区购物中心，然后右转。
不久，车辆逐渐稀少，我们开过布鲁克区高地，此处一般就称为高地。那个小区所在之处的高地几乎像个山坡。它是城中较老的小区，但过去十年间陆续有年轻的专业人士搬入。街的两侧是一排排同样的房子，有些还荒废着，有些用木板钉起来，但大多数已经修复翻新，阳台有繁复花样的铁栏杆，墙上是彩色玻璃窗，相当美丽。高地往北只几条街光景就差了很多，路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过几条街是联邦补助兴建的住宅。
“有些房子卖到十万以上，”马里诺将车减速，像在爬行，“但就算你送我，我也不要。我曾进去看过几家，好极了，可是我决不会住到这种地方。好多单身女人住在这里。简直是疯狂。”
我在看里程表。佩蒂·刘易斯的房子离布兰达·史代普的正好六点七英里。这两个小区差异之大、距离之远，令我无法想象地点会是一个相关因素。这里也有人在盖房子，就像布兰达家附近一样，但建筑公司与工人不太可能相同。
佩蒂·刘易斯的家夹在两户人家之间，是一栋优美的石材房子。红色的前门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石板屋顶，前面的门廓围着刚漆过的锻铁栏杆，后面是围墙和种满了大玉兰花的庭院。
我看过警方的照片。当你看着这栋建于世纪初的优雅古屋时，很难相信有恐怖的事会在里面发生，她家世代富有，住在谢南多厄山谷区。我猜这是她能住进这里的缘故。她从事自由写作，经过多年埋头创作，如今终于受到肯定，退稿信早已成为历史。上个春天《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一篇她的短篇小说，今年秋天—部小说即将出版。现在只能算遗作了。
马里诺提醒我，凶手还是从窗子爬进去的。这扇窗对着后院，通到她的卧室。
“在二楼那边的尽头。”他说。
“你的推论是他爬上最靠近屋子的玉兰树，攀爬上阳台屋顶，然后穿越窗户？”
“这不只是推论，”他反驳道，“我确信如此。除非有梯子，不然他不可能用其他办法进去。爬上树，跳进阳台去开窗并不很困难。我知道，我试过，看有没有可能做到，结果一点问题也没有。只要那家伙的上肢有点力气，就可以从那根很低的粗树枝抓住屋顶边缘，”他指了指位置，“然后撑起来爬进去。”
房子的天花板上装了风扇，但没装空调。根据佩蒂的一个不住在这里、但每年来访几次的朋友说，她常常开窗睡觉。简单地说，这是个舒适与安全间的选择，她选了前者。
马里诺慢吞吞地做U形转弯，我们继续往东北方前进。
塞西尔·泰勒住在津特园，这是里士满最古老的住宅区。那里有宽广的维多利亚式三层楼房，房外四周的阳台宽大到可以在上面溜冰，还有角楼，屋檐上有齿状花纹。院子里种满了玉兰、橡树和大杜鹃，阳台柱子和后院花架上爬着葡萄藤。我仿佛能看到窗后昏暗的客厅、褪色的东方地毯、雕琢的家具与壁饰，还有满坑满谷的各式小摆设。我不会选择住在这里。这个地方让我联想起挂在别的树上的藤蔓植物，使我感到遭禁闭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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