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伤的眼神转向马里诺，马里诺不撩拨他绝不罢手。可怜的温格。那些在粗暴环境中讨生活的警察大都受不了他。他从不觉得他们的笑话有什么好笑，对他们的辉煌战绩也不感兴趣，更明白地说，他与众不同。
温格的身体线条柔软，黑发贴在脑袋两侧，顶端头发有如凤凰鹦鹉的羽毛，末端则有一截发尾卷在脖颈处。整体而言，他精致英俊，看起来像是那种穿着名牌服饰、脚着欧式软皮皮鞋的模特儿，就连他自己购买、亲自动手清洗的深蓝罩袍也很有风格。他不和女人调笑，也不在乎女人指挥他做事，更不像对我检验袍或套装下的身材有任何兴趣，有几次我在更衣室换衣服，他不巧走了进来，我却依然很自在，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如果几个月前他来求职时，我对他的性倾向有一点好奇，说不定我不会雇用他。这点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
我在这地方看遍了各种极为恶劣的例子，因此太容易有刻板印象。譬如身披假乳义臀的人妖，因忌妒的怒火而谋杀情人的同性恋者，在公园、游戏厅游荡，结果却遭厌恶同性恋的老粗举刀猛劈的年轻男妓，那种身上有下流刺青，在监狱里奸淫遍了所有两腿动物的囚犯，以及那种在同性恋浴室和酒吧荒淫纵欲，也不管谁会染上艾滋病的人。
温格不像那些人。温格只是温格。
“你可以从这里接手吗？”他愤怒地冲洗他戴着手套、血淋淋的双手。
“我会做完它。”我随口答道，开始重新测量肠系膜上的一个大洞。
他走向柜子，拿出一瓶瓶消毒剂、破布和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戴上耳机，打开挂在罩袍腰际的录音机，立刻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
十五分钟后他开始清理一个小冰箱，里面储藏着周末放在解剖室的证据。我模糊地注意到他拿出一样东西，看了良久。
他走到我的桌旁来时，耳机像衣领一般挂在脖子上，一脸迷惑不安。他手上拿着装着证据的硬纸夹。
“嗯，斯卡佩塔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这一定是个错误。
“在深处，最下一层。”他迟疑着加了一句，“嗯，没有人签。我是说你没有签字。”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当然没有签字，”我尖锐地说，“她的案子我只收集了一套证据，温格。”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疑云却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我试着回忆。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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