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说什么。
我软弱地加上一句：“说不定是我多心了。”
“也许你猜得对。”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
“从理论上来说，”他解释，“事情的发展可能正如你所说。有人想逃避责任，所以想办法归罪于你。法医很容易被拿来当替死鬼。一般民众不了解法医在做什么，他们对法医有种可怖的印象与假设。人们对于那些切开他们亲人身体的法医根本无法有好感，他们觉得这是种残害，最后的不敬……”
“请你别再说了。”我忍不住插嘴。
他温和地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
“太明白了。”
“你的电脑被侵入实在太不幸了。”
“上帝！这件事让我希望我们还在用打字机。”
他望向窗外。“让我说句律师会对你说的话，凯。”他的眼神飘回来对着我，神色凝重地说，“我建议你要非常小心，但别想得太多，以至于无法专心调查。肮脏的政治，或对它的恐惧，会让你分心、犯错。你的对手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制造那些错误。”
那些贴错标签的样本飞过我的脑子。我的胃立刻打结。
他接着说：“这情况就像沉船上的人会变得野蛮，每个人只顾着求生存。你不想挡在任何人的前面。当别人陷入恐慌时，你不希望让自己处于弱势。里士满的人现在正陷于恐慌。”
“有些人是。”我同意。
“可以想见。洛丽·彼得森的死并非不可避免。警方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没有对她的报警电话优先处理。凶手仍旧逍遥法外，妇女继续遭殃。大众在怪政府官员，当官的在找代罪羔羊。这是野兽的本能。如果警方、政客可以一路怪罪下来，他们就会这样干。”
“或一直怪到我的门口为止。”我愤愤地说，不由得想起凯戈尼。这种事会不会落到他头上？我知道答案，并且大声说了出来。“我不得不觉得，因为我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当成攻击目标。”
“你是个身处男人世界的女人。”弗特西斯回答，“在那些老男孩发现你牙尖齿利之前，你永远会被视为容易攻击的目标。但你不好惹，”他微笑，“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该怎么让他们知道？”
“你的办公室里有没有可以绝对信任的人？”
“我的下属很忠心。”
他一手挥掉我的回答。“信任，凯，信任到你可以托付生命。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
“玛格丽特一直很忠心。”我迟疑着回答，“但托付性命？我不觉得。我对她的私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我是指你的安全……你最好的防卫是想办法找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你可能找不出。如果可能，你可以找一个受过专业电脑训练的人帮助你，一个科技侦探或你可以信任的人。我想，去找一个你不真正了解或可能会说三道四的人不是个好办法。”
“我想不出这样的人。就算我找出是谁干的，也不见得有好处。如果确实是记者侵入，我看不出即使找到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也许不会有帮助，但说不定有，我会试试看。”
我不了解他想把我推往哪个方向。我感觉到他有他的怀疑。
“我会把这些事记在心里。”他答应我，“如果我被叫去作证，凯。如果有人逼问我，比如，像那些新闻报道是否会促使凶手的暴力达到顶点之类的话，”他停了一下，“我不想被人利用，但我也不能说谎。事实上，这个凶手对新闻的反应和他的动机，都有些不寻常。”
我静静地听着。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连环杀手都对有关他们的报道感兴趣。大众比较会相信，大多数做出这种耸动罪案的人想获得知名度，想领略自身的重要性，譬如辛克利。只要射杀了总统，立刻会变成英雄。一个能力不足、心理失衡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保不住工作，也无法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但这举动却让他在一夕之间举世皆知。依我的看法，这类人是例外，他们是极端。另一极端是卢卡斯与图勒。他们作案后，常常不等案子上报就已经离开。他们藏起尸体，隐匿行踪。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不断搬家，沿路寻找下一个目标。根据我对里士满凶手的心理分析，他是这两种极端的混合。一方面，他杀人因为他非杀不可，但也绝对不想被人抓到。另一方面，人们对他的注意又让他兴奋，他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做的事。”
“你这么告诉埃伯格的？”
“我想上星期我与埃伯格或其他人讨论时，我还没有想得这样清楚。但汉娜·耶伯勒的案子坚定了我的想法。”
“因为艾比·特恩布尔？”
“不错。”
“如果她是凶手锁定的目标，当你想震撼里士满，甚至上全国新闻头条，还有什么比杀了正在报道这条新闻的得奖记者更好？”
“如果艾比·特恩布尔是他原计划要杀的人，那么他这次的行动是有选择地冲着一个人而来。前四次看起来是那种随机挑选、残杀陌生人的典型案件。凶手不认识那些女人。他跟踪她们，一有机会就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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