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是指在《俄罗斯新闻》上登载的鲍里斯·萨温科夫写自彼得堡的一封公开信和贵族联合会理事会写给吉洪牧首的致敬信。“冷清的街道，冰凉的雪片……”萨温科夫写道，“满目荒凉．雾露沉沉。赤卫队员同德国军官……德国人巳不再是战俘，他们——是‘同志’了……昨天我们是沙皇的奴隶，而今天我们是列宁的奴隶。明天将是威廉的奴隶。”
＿贵族联合会理事会避免了激烈的措辞，可是透过字里行间仍清楚地表达了主要意图。“俄国的贵族，秉承先祖的遗训，永远同创立伟大的、统一的、神圣的俄罗斯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不能，也绝不会同那些对敌人的人侵和淫威漠视不见的人走同一条路。”致敬信的作者竭尽全力说服吉洪牧首：“我们同阁下一道期望着俄国人民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响应您的号召……出于热爱濒于灭亡的祖国而振起，并在自身找到力量去复兴祖国和建立在基督教保护下的独特的社会制度”。同主教公会的呼吁书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相当严整的反革命观念。
它声称，掌握着政权的人在践踏东正教，糟踏人民的圣物。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自己是道地的异教徒。他们是日耳曼人的间谍，现在日耳曼人觉得在彼得堡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为了拯救俄国必须把受教会保护的全体人民联合起来。教会将引导俄国的东正教徒们去从事反对外部敌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企图把俄国奉献给目已的主子——德国人，使它永远受奴役。斗争，也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濒于灭亡的祖国，拯救自由和东正教的圣物。
教会——保皇党——社会革命党，他们在对付苏维埃政权上表现惊人的一致，并时刻准备携手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牧首法衣圣器室就不仅仅是一桩刑事案件，而且是一起政治案件。是的，雷恰洛夫不会无故占用这么多时间同我谈话：法衣圣器室盗窃案值得这样做。
他全神贯注地听我讲。有时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做些记号。在我讲完后，他问道：“你怎么看，会在俄国销赃吗？”
“很有可能，回炉熔成金锭和银锭，卖掉小块宝石也不太困难，至于大块宝石……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我怀疑有人敢去买尼康法冠上的独一无二的红宝石、黑珍珠，或者比如说，菲拉列特手杖上的巨型蓝宝石。这些珍宝都是家喻户晓的。不过，这也不敢担保，一切都取决于宝物落在谁的手里。无论是哪种可能，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被窃物品流到国外。我争取今天向各省市刑事侦查机关通报案情。”
“不是争取，而是必须，”雷恰洛夫说，“要利用电报。我去商量一下，争取能破例地发布一道政府通告：通报发生盗窃案和失窃物品的简要清单。至于不要流到国外和动员居民帮助寻找的问题，我们明天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讨论。我巳拟出决议草案的草稿。第一点，”他继续道：“请全体公民协助寻找和送归失窃的珍宝；第二点，根据被找到的珍宝的价值，奖金可达五十万卢布……”
奖金的数目显然同失窃珍宝的实际价值不相称。
“拿出一百万吧！”我建议道。
雷恰洛夫皱起了眉头。他一贯反对挥霍，早在一九一六年在他负责党的出纳工作时，他发放经费时，就是这副面孔，以致许多地下工作者只要能在别处搞到经费，就绝不去找会计。
“列昂尼德，我们不是罗特施尔德！”
“我知道。”
“也不是里亚布申斯基！”［革命前纺织业大资本家，到一九一三年资本达二千万卢布。反对十月革命。——译者注］
“我明白。”
“是谁给了你和我挥霍人民钱财的权力？”他用询问的目光把全室环视了一遍，好象要找到那位滥用权力的不负责任的公民。“是谁？”
“没有任何人。不过失窃物品的价值要超过三干万金卢布。”
“反正工人不会来领赏金。”
“如果不是工人呢？”
“六十万。”雷恰洛夫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数字。
“卢布每天都在贬值。”
“那好吧，八十万，八十万！再多一个戈比也不成。”
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坚持己见获胜了。
“不过请注意，”雷恰洛夫说，“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我可不会坚持这个发疯的数目。现在再来谈谈草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由外事人民委员通报世界各国有关国宝被窃情况，并请求给予协助，在国境线上截获。”
显而易见，写上第三点仅为了自慰而已，珍宝一旦出了国境，它们就不再属于俄国的了。雷恰洛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对资产阶级不抱期望。他们无时不在冥想，如何对付我们，还谈什么协助呢？他们迫不急待地盼望着德国的进攻……”
“你认为德国人已拿定主意了吗？”
“十分可能。需要军队。列昂尼德，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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