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巴里干脆地回答道。
“可是明天你们总还得回家呀！”
“回家吗？挨炸弹？”巴里反问道，“不，你错了，明天我们也不离开这儿。”
“你们打算在这儿住多久，一周还是一个月呢？”
“你什么时候抓到强盗，我们就什么时候回去。”
“假若我们抓不到罪犯呢？”
巴里对刑侦局局长的宣言没有在意。他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这时搬运工已把皮箱和行李搬进来。
世上杜博维茨基最怕争吵。他决定不能让受到死亡威胁的一家人露宿街头，于是把巴里全家安置在二楼宽敞走廊的尽头处。这里摆上了吊床，桌子和沙发。这使那些搞侦缉的战士们，尤其是住在营房的纠察队的年青战士们过得舒适一些了：这儿有从“莫斯科自由俱乐部”餐厅弄来的食品，而在第一天晚上为庆祝自己的搬迁还备有香槟酒。
喜欢热闹的沃尔住宁对巴里十分关切和同情。他喜欢巴里的处境，也喜欢他如此泰然的态度，他住在刑侦局里犹如在自己家里一样。沃尔任宁一有闲空就登上“餐厅”同乔迁的主人聊上一阵子，顺便也同漂亮的侍女闭扯一会儿。我不知道沃尔任宁的殷勤献得如何，用阿尔秋欣那挖苦的话说，他象一只土鹅似的在姑娘面前摆来摆去，不过，找到劫持犯的功绩却属于沃尔任宁。
杜博维茨基正准备同这些吵吵闹闹的房客讲和，但不料就在沃尔任宁查明汽车是温达沃至雷宾斯克的铁路管理委员会的之后第四天，就抓住了罪犯。
这个犯罪集团共有七个人，首领是一名牙科医生的儿子，一个超龄的中学生，因学习成绩太差被莫斯科第二中学除名。他就是那辆汽车的司机。
这桩案子纯属刑事案件，因为绑架巴里的这伙人不属于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但是在搜查其首领的住宅时。刑警偶然注意到了一个留着额发的青年人的照片。这副面孔很熟悉。刑警从墙上摘下了照片，在背面的硬纸板上写着：“我们不再毫无意义地重复那句‘尊重法律’的老话，我们要说：“藐视法律，摆脱一切约束！’‘服从法律’是怯懦和卑鄙的语言，我们要取代的：‘否定一切法律，与其相对抗！”
谢尼亚，要永远、随时记住克鲁泡特金说的话？！
这个中学生叫谢尼亚，而照片上的青年人不是别人，正是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多尔·格雷兹洛夫——“社会革命的无私无畏的好汉”。照片背面是他亲笔写的克鲁泡特金文章中的摘句。
尽管刑警暂时还未彻底查明格雷兹洛夫是否直接参与了策划绑架商人一案，而谢尼亚也避免回答那些敏感的问题，但案件牵连到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如果报纸转载了调查材料，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便会处于非常困窘的境地。他们很懂得这一点。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能否在马霍夫这件事上协助我们呢？
我把博林和赫沃西科夫叫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们如何评价无政府主义分子在西特洛夫卡的影响。
博林借口近年来很少接触“希瓦自由城”，因此说得含糊其辞。不过，他觉得对“无党派者协会”和“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在那儿的影响不应忽视，仅管这两个组织不超过一百五十人。赫沃西科夫说，“无政府主义者青年联盟”的成员彼此抱得很紧，所以集市上的大头目和马霍夫都尽量同他们搞好关系，况且联盟也还没有给他们增添麻烦。
赫沃西科夫走后，博林问我，是不是想吸收无政府主义分子去寻找牧首法衣是器室丢失的珍宝。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有了帆就要利用风。”
“不过，首先应当把帆做好……”
“我们要把它缝制好的。”
“请问，用什么缝制呢？”
“很显然，用帆布。”
就在当天我给萝扎·什捷伦打了个电话并约定了见面时间。不过，“缝制风帆”一事只好推迟了，因为彼得格勒通报说，瓦西里·梅斯梅尔已经启程来莫斯科来了。
莫斯科刑侦局侦察员帕·沃·苏霍夫赴彼得格勒的出差报告
我在出差期间对案件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1．梅斯梅尔·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
由于我在彼得格勒停留时间较短，因此不能亲自去瓦拉姆修道院。但是在彼得格勒民警局同志的帮助下，我已同维博尔克省谢尔多博利县苏维埃取得了联系。
从谢尔多博利县民警局和赤卫队总部获悉：奥·格·梅斯梅尔公民，法名阿法纳西，于一九一二年进入修道院。一九一七年初，受苦行戒律大礼后，就隐居在“先驱者约翰骑士团隐僧修道院”。
在整个期间内，奥·格·梅斯梅尔（阿法纳西）公民没有离开过修道院，然而却与许多人进行了频繁的书信往来。从所附名单上看出，阿法纳西公民的收信人中有他的父亲、弟弟、表姐、姐夫，以及瓦拉姆——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克里姆林宫牧首法衣圣器室正是由这位季米特里照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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