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钱吗？”
“说到钱，玛申卡，那是一堆粪土，”水兵说，“问题不在钱，而是原则性。等我们把德国人打垮了，再让我来陪你喝个痛快。到那时不会有可卡因了，但酒精有的是。酒精算什么，有香槟酒、马德拉酒！任你挑选，玛申卡！想喝上一口吗？喝吧！想游泳吗？游吧！不过，可别淹死。现在对翻了身的人民来说，没有做不到的事。可眼前——还不成：要有原则。请多多原谅！该起锚了，驶向那即将被消灭的阶级吧！”
看上了水兵的妓女本想再说几句，可是瞅见人群中有一个有派头的先生，就急忙朝他挤了过去。
沃尔任宁把无檐帽往后推了推，揉了揉冻红了的耳朵，遗憾地说：“革命原则高干一切。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深表同情，向你致敬！”
他用疑惑的眼睛瞅着我，但什么话也没说。当我们乘上马车朝刑侦局驶去时。他才心平气和地说：“你不会得到善终的，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我真希望是这样，要是善终那太无聊了。”
“是这样，”沃尔在宁同意我的看法，“活着开玩笑，死时却又很正经，那也不痛快……”
博林和阿尔秋欣已在我的办公室里等候我们。沃尔任宁换了装（应符合清扫工的农村亲戚的打扮）后，我再次向他和阿尔秋欣嘱咐了一番。
“全明白了吗？”
“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呢？”阿尔秋欣惊奇地说“不用左手 鼻涕，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这不用教，误不了事！”
他们走后，我终于查明，特别快车还停在靠近克林站附近的线路上：线路被难民和战俘的列车堵住了。
“看来，我们骑马从彼得格勒出发也赶到了，而且更方便一些。”博林说。
博林说的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说，革命后生活的节奏在不停地加快，那么，列车运行的速度实际上却是在减缓。过去特别快车跑完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间的六百多俄里的路程共需要十二个半小时，而现在需要一昼夜，有时还要多，普通客车则要拖上两三天，在车站和中途的无名小站上一停就是数小时。
常外出的乘客都很了解列车经过的四个省的供应情况：在楚多沃买火柴；在奥摩洛卡买麻袋；在瓦尔戴买面粉；在特韦里能搞到黄油、马铃薯和奶渣……
杜博维茨基叩门后，走进了办公室。他非常不遵守时间。博林看见刑侦局局长进来就站了起来，他已经养成尊敬长官的习惯。
“请坐，请坐下，彼得·彼得洛维奇！”杜博维茨基说。
他的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在突然逮捕了绑架商人的罪犯后，他一直无法平静。在月总结中，他就这次出色的破案工作写了整整一页纸。
“我只耽搁你一分钟，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他提前声明道，“我刚同修士大司祭季米特里通过电话。牧首和主教公会的成员都关心法衣圣器室被窃一案的侦破情况。”
“你是想说，你已尽其可能地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吗？”
“绝不是这样，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只告诉他们。这件案子由你本人亲自负责。他想同你谈谈，并请约定个时间。”
“可以今天晚上同他谈。”
“那么我，承蒙允许，就用电话通知他，好吗？”
“我不敢给你添麻烦，维塔利·奥列格维奇。我亲自同他通话，请你多多见谅！”
然而，摆脱杜博维茨基也不那么容易。
“还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他急促地说，“我看过了关于巴里事件的材料，我有一个想法，劫持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受了无政府主义者格雷兹洛夫的影响。”
搏林警觉起来，望着我，看来他已明白，我打算用什么东西“缝制船帆”。
“你对此有何结论呢？”
他笑道，“怎么说呢？当然罗，不能让格雷兹洛夫同志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为什么呢？象是犯了教唆罪。”
“哎，要考虑到格雷兹洛夫同志是个老革命家……也许，有必要将这个情况报告雷恰洛夫同志？”
“这件事也由我来亲自处理，维塔利·奥列格维奇。”
“太谢谢你啦！”杜博维茨基如释重负地说道。一方面，他不想得罪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承担责任。他喜欢讨好，谁也不得罪，真是又要狼吃饱，又要羊儿不挨咬。
他走后不久，就响起了久盼的电话铃声。副监察员从尼古拉耶夫车站报告说，“货物”已抵达并顺利办好移交手续。
“苏霍夫在那儿吗？”
“他不在这儿，科萨切夫斯基同志。苏霍夫刚到你那儿去了。从彼得格勒来的同志在我这儿坐着，要同他们谈话吗？”
“也请他们到我这儿来。我们感兴趣的那个人现在什么地方？”
“在车站大楼的餐厅里吃早餐。”
“梅斯梅尔没有立即去见父亲，而是去车站餐厅就餐。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不自认为是研究近卫军军官心理的专家，而且我对梅斯梅尔家族中的相互关系也了解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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