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允许的话．还是让我先提一个问题，你是怎样穿过警戒线的呢？”
穿皮大衣的人受宠若惊地咧嘴笑了。
“我向您直说，这并不太难，只要机敏一些……”
“那就请你再显露一下自己的机敏，照原路返回，这会更容易一些。”
“我表示抗议！科萨切夫斯基先生。”
“这是很自然的。”
“请允许……”可是，阿尔秋欣己亲自把他交给了临近的一个战士。
4杜博维茨基以不赞同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面，皱起了眉头。
“太冒失了，列昂尼德·鲍利索维奇。不管怎么说，他终归是《俄罗斯新闻》的记者，代表着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音。”
当然罗，关于这家报纸的“纯洁特性”是可以争论一番的。但这又有什么用呢？要知道、杜博维茨基不仅把《俄罗斯新闻》，而且把他自己也列入超出党派之争的知识界。革命前的律师认为，目前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应当把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并引导他们……可是引向何方．杜博维茨基却不大清楚：引向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引向共产主义，还是引向由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授掌权的君主立宪制。
一九一七年夏天，临时政府当权时他被任命为刑事侦察局局长。而现在因把刑侦工作搞的一团糟，而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关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维塔利·奥列格维奇，而现在，请费心给我介绍一下案情。”
“对，对，那当然了，”他连忙说道，“全部犯罪活动暂时还没有搞清楚，不过……”
据杜博维茨基说，昨天下午法衣圣器室的执事，季米特里修士大司祭，在值班侍者，承包工和两名工匠的陪同下前往法衣圣器室，大门上的封条，锁头完好无损。
可是，当执事走近放在门旁的一个散了架的框子时，这正是要修理的框子，发现了玻璃碎片。他向壁龛奔去，置在壁龛外面的厚玻璃被打的粉碎，壁龛是空的。这时，值班侍者也喊叫道，第一和第二小室中间的门被毁坏了。
经查，原先装着十字架、香炉和镶宝石的圣母小像的八角形玻璃柜空了。盗贼把橡木框里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层小格和靠墙放着的玻璃柜、铁皮箱内以及五斗橱内的物品洗劫一空，五斗橱里装着乌斯宾大教堂的珍宝，其中也有东正教的遗宝。
“为什么不在昨天，而是今天才把有关被盗的情况向苏维埃政权报告呢？”
杜博维茨基无言对答。
“修士大司祭，”他说，“是在早晨四点钟左右往我家灯电话报案的。我到了这里之后，才知道了被盗情况和时间。”
“你讯问过修士大司祭吗？”
“没有，我认为，这不大会适。”
“那么，你认为侦破盗窃案合适吗？”
“看您说的，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从值班侍者，承包工和法衣圣器室的珠宝匠克贝尔那儿取了口供。我看，这足够了。”
“最后去法衣圣器室的是哪些人，在什么时间？”
“这很难答复您。”
“修士大司祭在这儿吗？”我问道。
“当然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承 我觉得，从他哪儿再了解不到什么情况了，盗窃案发生后他很不安。”
我派阿尔秋欣去找修士大司祭。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他。修士大司祭同一位年老的修士站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他身材很高，体格匀称，长的很漂亮，有点儿象画中人。他那蓝色的眼睛严峻而又平静地凝视着远处，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为什么今天您才把被窃的事报告民警局呢？”我问道。
“这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如同世俗社会一样，在教会的教阶体制［指东正教神职人员的等级和教务管理的体系和制度。不同等级的神职人员在举行圣事时具有不同等级的“神权”，在教务管理上也是如此。］里也存在着从属关系。”他沉着并令人信服地解释道，“因此，在我获知被窃情况后，我认为，有责任首先向大主教报告，并遵照他的指示行事。”
“就是说，是他不同意您立刻向我们报告的了？”
“您过急地下结论，科萨切夫斯基先生。显而易见，大主教并没有表示不同意。发现被窃时他不在这里，他到兹维尼戈罗德去了。我紧急打发信差到他那儿去。我一接到至圣的主教大人的指示，立即就给杜博维茨基先生打了电话。
“您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去查看法衣圣器室？”我觉得，他有些发窘。不过，可能，这仅是我的感觉而已。
“过多的去那儿查看，我认为，没有必要。”
“看来您错了。”
“我准备在上帝和僧侣代表大会面前承担自己的过错。”
看来，季米特里相信上帝和主教公会是不会对他兴师问罪的。顺便说一句。如果我处于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宽恕的，因为查看法衣圣器室未必就能防止被盗。同时对自己的职守掉以轻心，这也完全不象季米特里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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