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梅斯梅尔同盗窃案无关。”我说。
“‘看来’……现在，把希望都放在无政府主义分子身上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我反驳道，“如果格拉祖科夫的口供属实，我相信，数日内可以找出盗窃犯。”
“不过，以我的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列什抓起来，对吗？”
“是的。”
“而这一点，看来，行不通。”
“我想，行得通。对‘秃毛’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已经进行了监视。我们正在悄悄地接近马霍夫。从逻辑上推断，他一定会在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身边出现。”
“逻辑终归是逻辑，”雷恰洛夫说，“而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价值三千万金卢布，这是专家们确定的数目。你的逻辑推断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评价。如果有人估价的话，不会说它能值三千万。”
“谁知道，也许估价人会估四千万。”我用笑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苏霍夫笑了，可雷恰洛夫不动声色。他又提了一些问题，使我头痛的是，他提到了在梅斯梅尔和克贝尔那儿发现的那些清单。我只能耸耸双肩，因为那些清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双御座’、‘金马可’、‘波诺马赫的披肩’……”雷恰洛夫数落着。
突然，他转过脸去冲着正在摆弄皮烟袋的帕维尔，他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
“怎么，想吸烟了吗？到走廊里去吸一只吧。”
苏霍夫难为情地说：“不着急，雷恰洛夫同志。”
“干吗要折磨自己，去吸一口吧。如果有急事，我们会叫你。”
从雷恰洛夫执意要苏霍夫出去吸烟上看，他是想跟我单独谈一谈、但出乎我意外的是，谈的竟是有关今天在无政府主义大厦举行的大会……
“一定要到大会去一趟，”苏霍夫刚把门关上，雷恰洛夫就开口道，“去听听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的口才。”
“是为了自修吗？”
“为什么不去听听呢？很有意思。我真想去听听，很遗憾，没有时间。”
我觉得，正是为了这件事雷恰洛夫才把我叫来的。他竟如此看重在无政府主义大厦里举行的例会，真令我吃惊。
我始终对无政府主义分子持怀疑态度。与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相比，当时我还不认为他们是一支实际的力量。
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极少。姑且不去讲他们的政治概念是多么幼稚，甚至不能把他们称为一个政党。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政党要有组织机构、纪律、共同纲领，而无政府主义者什么都不要。他们的联盟、协会、团体、小组都没有领导中心，谁也不服从谁。思想上的混乱更加深了组织上的涣散、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又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批评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就是在同一政治派别的追随者中也各持有不同的世界观。有的是我们的敌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人反对苏维埃政权，有些人却在保卫她。例如：参加攻击冬宫的水兵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什的哥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成了士匪，在同红军部队的作战中被击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沃林成了马赫诺［马赫诺匪帮是由一些刑事罪犯，冒险分子和富农拼凑起来的。他们的活动是酗酒、掠夺、残杀和摧残共产党员。马赫诺匪帮于1921年彼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领导下的苏联军队所消灭。——译者注］帮的思想鼓动者，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前头头伊万诺夫一沃兹涅夫斯基·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后来变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后又成了作家。一九一九年彼得·索博列夫策划炸毁苏共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员会，而在同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持基斯洛沃德斯克市契卡委员会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格却遭受邓尼金匪帮的野蛮杀害……
“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我问雷恰洛夫。
“对一切，”他说，“对战争的态度，对我们的态度。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些顾不上了，应当把这一段空白填补上。”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联盟中头脑发热的人物太多了，而这些人又企图我们的困难。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的进犯，就同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政权动摇了，这是‘第三次社会革命’的良机。”
“你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群唐吉柯德了。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反驳道。
“为什么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你要注意，莫斯科有一部分工人是出自小资产阶级、过去的小官吏、中学生、大学生、家庭手工业主、游民……他们都进入了这个行列。无政府主义者有社会基础，况且口号提得也得人心：‘打倒国家和一切侵犯人身的暴力！’，‘立即实现按需分配！’‘把工厂归还劳动的工人群众！’。至于你那个比喻……列昂尼德，唐吉柯德除了头上的盔甲和手中的长矛外，一无所有，而莫斯科的唐吉柯德们握有几百挺机枪和几千支步枪。他们又住在城市最中心，不是在风车磨房的附近。一旦闹事，他们可以攻击莫斯科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德累斯登’饭店。也可以攻击莫斯科省军区委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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