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莉特四下望望，结果看见一个身穿淡黄褐色雨衣的人，蹲在一座墓碑前面。他手里拿着—大张纸，纸在风里忽上忽下。她急忙跑过去。
“你抓住这个地方。”那人说，“一只手这里，一只手那里。对了。我知道，有些强人所难。非常感谢。”
这人身边放着一个饼干筒，他从里面拿出一根小蜡烛大小、有点像蜡笔的东西。他开始在石头上滚着那东西，动作驾轻就熟。
“好了，”他开心地说，“出来了……啦呀！一条小曲线，就在底下，我想这应该是代表常青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在许多东西上画常青藤，你知道，这很有象征意义……好了，现在可以松手了。”他一只手捋着灰色的头发，站了起来。“哇，得站起来歇歇，腿发麻了。”他说，“好了，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墓石上覆盖着绿色和黄色的地衣，磨得几乎看不见了，但拓片却很清晰。
“本教区的老小姐麦杰拉·戈斯佩德（１７９１～１８７０，一切都已丧失，唯有记忆永存）。”斯卡莉特大声读道。
“现在说不定连记忆都没有了。”那人说。他长着稀疏的头发，犹犹豫豫地朝她笑着，小圆眼镜里的眼睛直眨巴——那副眼镜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只友好的猫头鹰。
一大滴雨溅到那张纸上，那人急忙把纸卷好，抓住那筒蜡笔。又是几滴雨，斯卡莉特捡起那人指点的、立在附近墓石旁的公文包，跟着他进了教堂的小门厅，这里淋不着雨。
“太谢谢你了。”那人说，“我想这雨不会下很大。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报说主要是晴天。”
仿佛是为了回答他这句话，突然刮起了冷风，雨下得更大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拓墓石的那人对斯卡莉特说。
“真的？”她说。她一直在想，妈妈会杀了我。
“你在想，这里到底算是教堂还是墓地？答案是——据我确认——这个地方很早以前就有一个教堂，最初的墓地就是教堂的墓地。那是公元八百年，也许是九百年前的事了。后来重建、扩建过好几次。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这里烧了一场大火。那个时候，这座教堂对这个地区来说已经太小，村广场的圣邓斯坦教堂成了教区教堂。所以，重建的时候，人们把这里建成了墓地，保留了许多原来的特点。据说，远处墙上那块彩绘玻璃窗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
“实际上，”斯卡莉特说，“我心里想的是，我妈妈要杀了我。我上错了公交车，哪怕现回家都已经迟了……”
“哎呀，可怜的孩子。”那人说，“看，我就住在那条路下面。你在这里等着——”
说完，他把从文包、蜡笔和卷好的那张纸一起塞到她手里，大步流星地走到大门口，因为下雨，他一路缩着肩膀。
几分钟后，斯卡莉特看见一辆汽车的灯，听见了汽车喇叭的声音。
斯卡莉特跑到大门口，看见了那辆车，一辆有些年月的、绿色的小型汽车。和她谈过话的那个人坐在驾驶座上。他摇下了车窗。
“上来吧。”他说，“带你去哪儿？”
斯卡莉特站着没动，雨顺着她的脖子往下流。
“我不搭陌生人的车。”她说。
“很对。”那人说，“但这是礼尚往来呀。来吧，趁着东西还没有湿透，把它放到后面的座位上。”他打开乘客一侧的车门，斯卡莉特探身进去，在后面座位上把东西尽可能放好。
“我说，”那人说，“你为什么不给你妈妈打电话呢？你可以用我的电话，告诉她我的车牌号。这些事你可以在车里做，在外面浑身都湿透了。”
斯卡莉特犹豫了。雨淋湿的头发已经耷拉下来，天很冷。
那人伸出手，把手机递给她。斯卡莉特看着手机，她意识到，同进入汽车相比，她更害怕打电话给妈妈。最后，她说：“我可以给警察打个电话吗？”
“当然可以。或者，你也可以走路回家。或者，你打电话给你妈妈，要她过来接你。”斯卡莉特坐到乘客的座位上，关上门，手里拿着那人的手机。
“你住在哪儿？”那人问。
“真的用不着麻烦。我是说，你可以只把我带到汽车站……”
“我送你回家。地址？”
“阿凯西亚大道１０２ａ。不在大路上，过体育中心一点点……”
“你可真是走岔路了，对吧？行了，我带你回家。”他松开手刹，掉头朝山下开去。
“你在这儿住了很久吗？”他问。
“不是，我们圣诞节后才搬过来。但我五岁时，我们家在这里住过。”
“我听出来了，你说话好像有口音？”
“我们在苏格兰住了十年。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我这种口音，后来我却到了这儿，弄得像鸡群里的一只鹤。”她本来希望这句话听起来像个笑话，但这些事都是真的，连她自己都听得出来，一点都没趣，有的只是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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