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很难互相证明彼此的清白。不是你说跟谁在一起散步了，或者他说跟谁一起聊天了，就目臣睫不在场证明成立。
——哦?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与外界隔离的。如果金员飘结一致，很坚决地为彼此提供不在场证明的话，反而会引起我和有栖川的怀疑。明明有一个真正的凶手存在，可是大家都有不在场证明的话，那只能说明多数人都在撒谎。所以，你们没有撒这个不高明的谎。
——是这样吗？如果大家都有不在场证据，而你们也知道彼此是清白的话，凶手不就应该是剩下的初芝真露了吗。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撒谎的价值的。
——嫁祸给别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况且还是那么滑头的人。
博士还没有回答火村最后的提问。副教授又询问了一遍。
——只要警察开始搜查，早晚都会弄清事实。现在就请坦白吧。在这儿的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先生遗传学上的儿子或者女儿吧？
博士嘟囔了一句意义不明的话，紧接着作了说明。那是由加拿大不孕不育协会主办的，二〇〇〇年在多伦多召开的会议。由母体人工受精生下来的孩子们——当然与会者都已长大成人——在会议上进行了交流。至于会议的内容，他没有要说明的意思。据说是大多数人都希望找到自己真正的父亲。
——但是，这里是日本的黑根岛，不是多伦多。您可真是个粗心的人。而且还富有作家式的想象力。也许是受了您的推理作家朋友的影响吧。
无聊的讽刺。
——如果不是，就请明明白白地说不是。
结果，藤井现出一脸的困惑。还以为他是因为没有成功地敷衍过去而感到沮丧呢，结果不然。
——那个嘛，是啊。事实上我也不太清楚。你说的没错，我确实在学生时期成为AID给予体，提供了精子。AID就是ArtificialInsemination by Donor的缩写，是指用丈夫以外的精子进行人工受精。您也许会知道，进行AID的时候，委托人要在有《不予提供任何与精子提供者相关的情报》条款的同意书上签字，还必须盖章。
而给予体也不会被告知自己的精手提供给了哪对夫妇。因此，即使我在马路上与我遗传学上的儿子或者女儿相遇了，彼此都不会认识，只会擦肩而过。
——那好像是规定吧。嗯，我知道。可是，我也听说那样出生的孩子里，也有很迫切想知道自己真正的父亲是谁，并跟他见面的人。
我想起了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纪录片，取材于美国，那里也有很多人渴望与提供精子的男士见面，哪怕是一面也好。因此母亲就根据从医师那里打探来的情报，到曾经有过给予体的大学里找到当年的毕业生名簿，孩子就会从中寻找与自己长像相近的人，然后到那个人的工作单位或者家里。如果觉得是的话，还会提出赡仉与其面谈。这是一件即耗体力又耗精力的事情。在承认养育自己的父亲就是真正的父亲，并爱着和感谢他的同时，也会涌现出想知道自己遗传学上的父亲的想法。也许是渴求验明自己的正身吧。因为不是当事者，那种J晴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想象。
就算期望也不能实现，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
制度虽然如此，可是只要依据记录追寻的话，还是有可能找到给予体的吧。东帝大学的医学部里，难道没有保存与给予体相关的记录吗？
藤井很诚实地管道：
“不是的，就算诊疗簿被破坏了，还蟹有给予体记录本。只不过，想知道自己正身的人就算来了也不会找到答案。因为已经承诺是匿名的了。“
“绝对不行吗？我听说这几奶始主张知晓给予体的权利了呢。”
——承诺就是承诺。与知晓给予体的权利相对，给予体本身也有不被知晓的权利。这个技术在十九世纪末在美国开始使用的时候，赤裸裸地使用别人的精于生育自己的孩子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也是有悖伦理的。AID被视为通奸，在家族法被改正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生下来的孩子的家族继承权都不被承认。到现在，这种偏见虽然几乎不存在了，可还是会避讳明确精子提供者的身份。如果一个陌生人突然跑过来说：“我是你的孩子”，那给予体的人生就很有可能发生不尽人意的变化。
——对于那些很想知道的人，也会有存在合理理由的情况。比如，为了知道自己的遗传信息，就不得不参照双亲的。这个时候，如果缺少父亲的遗传信息，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时，不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吗？
在虚幻里飘移的我的视线，移动至可以看到藤井验部的位置。
博士的眼角带着微笑，他和火材的谈话好像很愉快。这对于他也许是心情愉悦的刺激。
——这个您也知道吗？您的知识很丰富啊。可是，对于我来说，还从来没有遇到有这种麻烦的人。
——那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自己的遗传信息，仅仅就是想知道自己遗传学上的父亲是个什么人物，丽感伤地跑来想与您见面，这种情况您碰到过吗？
藤井默默地摇了摇头，像是完全否定了，可又残留了一丝暖昧。这个动作更像是示意火村“不要再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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