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提防也不是什么善策，于是我老实地退了一步：“是吗？那么明晚呢？”
“那就明晚吧。”
我似乎可以看到葛城那不耐烦的表情。
挂了电话，我看了看日历，然后在翌日的日期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圈：“这一天终于来了。”
格雷厄姆·贝尔虽然是个睡迷糊的老头，但他发明的电话却是极其优秀。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推进、决定、实行各种各样的事情。
“要干吗？”我的脑中似乎有人对我发出提醒。“难道不干吗？”我回答自己。
三十分钟后，电话接连响起，打第一个电话来的人出乎我的意料。
“昨天很晚的时候，接到自称是你父亲的人的委托。”
是黑泽侦探。
“他拜托我把你介绍给他，所以给了他你的联系方式。”
“是喔。”黑泽对这样的答案可以接受，“那就没什么。”
“要紧吗？”
“因为事情实在太奇怪，我还以为被骗了。”
“爸爸委托你办的事很奇怪？”
“要说奇怪……不，是很有趣。”我眼前似乎浮现出黑泽浅笑的模样，“你没有听你父亲提起过吗？”
“爸爸委托你干什么？”
“这可不能说。我一边对你保密，却还在问你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的确不公平。”
“你和你的父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爸爸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你见过我爸爸了？”
“他叫我去医院，所以我就去了。”
“你对我爸爸的印象如何？”
“很帅。”
“你竟然说一个躺在医院里的癌症病人很帅？”我鼓起勇气说出了“癌”这个字眼。
“很帅呀。”黑泽淡淡地重复着这个形容词。
“请问，黑泽先生如何定义‘帅’这个字？”
“我很讨厌‘定义’这个词语，请不要再提起它。”
我不知道他是认真还是在开玩笑，又闲聊了几句以后，我挂上了电话。父亲的模样在我眼前浮现。癌细胞切除手术日期临近的当头，他究竟在想些什么？痴迷于纵火事件固然没什么问题，但他更应该关心的是自己的人生不是吗？我越想越生气，他竟然把委托侦探调查看得比自己的身体还重要。
但回头想想，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不是也正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耗费着自己的心力与时间吗？
“什么呀，”我吁了口气，“原来是遗传啊。”
第二个电话是春打来的。我的心跳速度在瞬间骤然加剧——“喂，那本笔记本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句话卡在我的喉咙里，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大哥，终于出现了。”春抢在我之前开口，他似乎是用手机打给我的，我可以听到在他身后往来的隆隆车声。
“什么？”比起这个，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想问他。地图、戈达尔、那些伟人们、还有，我心中的不安究竟是为何。
“今晚会发生纵火。”
“哎？”我总是跟不上弟弟的思路。
“又有涂鸦被发现了。”
“哎？”明明我才是哥哥。
“这是最后的机会。”
父亲的忧郁与夏加尔
“去纵火现场再埋伏一次吧！”春做了决定。弟弟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决定的事情便再不容更改，而我却总是习惯于服从弟弟的意志，“晚上十点在东口的小学前碰头。”
“涂鸦出现在哪里？”
“车站后面的东小学。”然后他大致地说明了具体位置。
“啊……”我呻吟着，脑中不断回忆起乡田顺子的话。昨晚在春的房间里，我曾问她春在哪里，当时她一边回答“在画涂鸦”，一边在地图上指明了大致的地点——正是在那小学的附近。
但我还是问不出口：“涂鸦其实是你自己画的吧。”这句话，理由很简单，因为我害怕。于是我挑了个无伤大雅的问题：“这次画了些什么？”
真是无能的家伙！我自己都对自己感到幻灭，不但完全没有用处，甚至还让事态愈发恶化。
“这次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说？”
“迄今为止的涂鸦都只有一个单词，但这次却有三个——Thank Give Apologize。”
“感谢、给与、谢罪。”我随口翻译了出来，“全部是动词。”
“或许是命令态，去感谢、去给与、去谢罪。”
“怎么像是原告要求赔偿的口吻……”我笑了笑，像是要喝醒兀自混乱的大脑，“但是，规律果然是正确的，第一个字母是T。应该说，这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T、G、A都是基因的文字列。”
如果，这些涂鸦的始作俑者真的是春，那么现在的对话就像是一个学生对早就知道正确答案的教师讲解题目一般滑稽。
“如果从大哥的推测来看，的确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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