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谁是真凶，现在还没有定论。你仓皇出逃，把案情搞得更加复杂了。你应该主动配合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找到真凶。希望你能回来。”
乔君烈说：“许警官，如果我回去了，回到公安局的讯问室里，我们还有平等、公正的对话平台吗？绝对没有！我以前学过刑事诉讼法，蓝雪出事后，我更加仔细研究法律。刑事诉讼法规定，要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我明白，我等不到那一天。报纸上为警察歌功颂德的真实报道，常常是这样写的：对某某犯罪嫌疑人攻心数十个小时后，或者对某某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数天后，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其实，长时间攻心、斗智斗勇这些字眼儿，就是刑讯逼供的意思！谁架得住几天几夜不睡觉？这和凌迟处死一样让人生不如死！不如什么都认了，死个痛快！说到这里，我想指出，只有在网上，我们才有平等对话的机会！改革开放后，美国大片进来了，我们常常看到，好莱坞电影里头警察在拘捕嫌疑犯的时候，不管多么忙、心情多么不好、形势多么紧张，都必须在给嫌疑犯上手铐的时候念念有词：‘你有权保持沉默……’当时我想，保持沉默有什么用？这太可笑了！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这句话是‘米兰达警告’。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是多么的重要，可以完全避免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立法者的立法原意提倡无罪推定原则，但要真正使执法者广为接受无罪推定原则，则仍需漫长的等待与艰苦的努力。这几年，我从报纸上、杂志里看到不少冤假错案，执法者严重滥用国家权力的丑行乃至暴行时有所闻。就像徐希愉这样的优秀人民警察，脑子里也有一种特权思想。她吓唬我，要强行用测谎仪来对付我……”
我耐心地看着乔君烈的言论。
乔君烈继续说下去：“……全省拥有本科文凭的警察不到百分之十，拥有本科文凭的法官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拥有本科文凭的检察官占百分之几，我手头上没有数据，估计不会好到哪儿去。因此，我对公检法人员的整体素质、执法水平和服务意识，还是心存疑问的。再有，公检法人员中也存在腐败问题。综合上述问题，不能不说中国存在着司法信任危机。培根说过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比一次犯罪更可怕。”
乔君烈这一大段慷慨陈词，无疑是早已准备好的，贮存在电脑里。看来他为这一次他和我的对话作了充分准备。我也从他的言语中，找到了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我更加兴奋地和他对话。
我说：“培根这句话，我是深有体会的。这是无罪推定的立法原意。无罪推定就是宁可放过，不可冤枉。还有，我对‘米兰达警告’也是非常有兴趣的。我研究过它的历史，也研究过它在中国是否适用。‘米兰达警告’极具美国智慧，最集中地表达了美国公民保护个人不受政府强权伤害的决心。如果有了沉默权，将可以完全有效地抑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的冲动。可是，沉默权并不是万能的。当警察向犯罪嫌疑人提出一些对他稍后出庭有帮助的问题时，如果他保持沉默，所提的问题将会在以后法庭审理时作为证据，这将对犯罪嫌疑人以后的辩护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乔君烈说：“这个你放心，我有足够的智商作出判断，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持沉默，什么时候要说出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管怎样，沉默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给我沉默权，我当然愿意回去，协助你们调查取证。可是，你们能确保我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吗？话又说回来，在网上，我有沉默权，我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睡觉，避免刑讯逼供、强行测谎、超期羁押。甚至我可以请一个律师指导我接受你们的讯问。这就是我选择在网上和你对话的原因。我知道，案发当晚，我头上确实笼罩着不少对我非常不利的证据。我也相信，杨丽童已经向你们说了真话，你们会更加主观地认为我就是凶手！我再次郑重声明，我不是凶手！今晚可能你准备不足。以后你需要我解释什么，请你先列出一个提纲，发到我的信箱里。我在方便上网的时候，一定尽可能真实、详细地回答你们的提出的问题。”
我说：“我办案一直主张实行零口供，无罪推定。我们这一套办案原则，相信你是清楚的。我实话实说，你头上确实笼罩着不少对你非常不利的证据。可是，正是由于当时杨丽童给你作证，我们认为你没有作案时间，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我们就依法解除了对你的留置审查，并没有对你实行刑事拘留。因此，请你相信，我们办案原则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并自始至终围绕着这个原则办案。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
乔君烈说：“假如就因为你这一句话，我相信你们，相信警察，那么你想，我会蒙受不白之冤，历尽千辛万苦，在外面到处流浪吗？在这儿我把话说死了，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们只能通过互联网讯问我或者向我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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