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六个同事逐一打电话，通知他们收拾好行李，明天一大早就到单位去集合。
我无法入睡了。我觉得徐希愉有权骂我，而且她骂什么我都无所谓。我知道她一定没睡着，除非她服了安眠药。无论如何我也得和她谈一下，就在现在。我给她打了电话。徐希愉没有再骂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让我去找她。
我和徐希愉来到一个通宵营业的酒吧。我们没有说话和喝酒，只是不断地喝着矿泉水。
徐希愉盯着我：“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徐希愉的声音非常沙哑，我几乎没听清。
我说：“我们有两个内勤陪蓝老师到广州去处理宋老师的后事。蓝老师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想避免再出现意外的事儿。你跟蓝老师比较熟，他是信任你的。就这个原因，你能不能陪我们到广州去？如果你同意，明天一大早我就向局领导提出申请。希望你能同意。”
徐希愉说：“你想让我代人受过？”
我说：“你要骂我，现在你就骂吧。”
徐希愉说：“我跟蓝雪亲如姐妹。有时，我觉得她的父母就像我的父母。我已经骂过你了，不想再骂你。我要让你受到惩罚！众口一词，都说要是你把乔君烈刑事拘留了，他就无法逍遥法外，游遍全国，后面的事儿根本不会发生了！你说，宋老师之死，跟你有没有直接关系？”
我明白，知情者一听到0513案件就想起两个关键词：放跑和抓不到。我至今仍然认为，当时我解除对乔君烈留置审查，这是合法的。我认为他有自由的权利，我也应该保持他的尊严。今晚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和徐希愉争论。争论是徒劳的，在这个时候谁也无法说服谁。
我说：“我很难过，觉得死掉的就像我家的亲人一样。”
徐希愉说：“我是问你，宋老师之死跟你有没有直接关系？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我看着徐希愉的眼睛，不想申辩也没有点头认可。
我说：“我知道你肯定愿意协助我们处理好宋老师的后事。理由很简单，谁都希望蓝老师能度过这一关，好好地活下去。”
徐希愉说：“现在你不能用蓝老师的生命来压我！你不知道你错在哪儿，错得多要命！有一句话你常挂在嘴边。你说，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知道，说真话需要无比的道德勇气。说真话吧，然后接受你应该受到的惩罚！”
我说：“我是常常说，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我没说出来。这句话是：即使要付出代价，也要说真话。我就说真话吧。虽然大队长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可是我不想丢掉大队长的职务，原因是我觉得我比别人干得好，我是称职的。这个理由站得住脚跟吧？上世纪初，法国一个叫做老虎总理的人，克列孟梭，他说过一句话：战争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将军们……”
克列孟梭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将军是职业军人，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这不是单纯的军事头脑所能驾驭的，必须要由有政治头脑的人来做主。在十多年的警察职业生涯中，我经历了很多似是而非、悲恸欲绝的事儿，我就把克列孟梭这句话演变为：刑事案件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警察们。准确地说，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公民的权利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警察的权力将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此刑事案件要交给那些几乎就像法官一样对法律有深刻理解的、严格依法办案的警察。那些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刑讯逼供的警察，暂且不去说他们，因为他们算不上是警察。我要说的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分局的副局长就有权签字决定对某个人实行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按照习惯的看法，这个人从此就招惹牢狱之灾，暂时不算是人了，只能像半人半鬼一样活着。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个普通的刑警在执行拘捕犯罪嫌疑人的任务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自行作出向对方开枪的决定。如果枪法次一点儿，想打对方身体上的非致命部位却打在致命部位上，结果对方一命鸣呼了。当然，向对方开枪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比如对方不听警告继续逃跑或者对方持械反抗拒捕。问题是，通常都说只有法官才能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和判刑，但是，实施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劳教，开枪击毙犯罪嫌疑人，这些都没有经过律师辩护和法庭判决，警察单方面就可以执行了。因此可以说，在某些时候，警察的权力比法官的权力还大。如果某些有特权的警察对法律没有深刻的理解，不难想像他们就会一手包办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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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四章 蓝母付出生命的代价（5）
我一口气对徐希愉说了一大堆话，最后我说：“所以我说，刑事案件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不懂法的警察们。你也说句真话，我是那种对法律有深刻理解、严格依法办案的警察吗？”
徐希愉没有说话，只是认真地看着我。我相信我的这一番话已经打动了她，她是持欣赏的态度的。虽然过去她曾经对我那不拘小节的幽默感大为不快，但是自从她把乔小星扔进我家后，她开始和我好好地聊天了，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然而蓝母之死，又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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