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分析，这一宗凌志轿车失窃案，很可能和那个专门盗窃凌志轿车的团伙有关。联系到前几天周边的城市也丢了一辆凌志轿车，作案手法大同小异，应该是同一个盗车团伙所为。这个团伙坚持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屡屡得手且来去无踪，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最耿耿于怀的是，正是由于他们抢走了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的保安监视录像带，导致0513案件变得扑朔迷离，根本不能完全确认乔君烈就是凶手。
如果能确认乔君烈是凶手，我们会请求动用更多的国家资源和民间力量，对乔君烈围追堵截。蒋瑜当初公开、坚决地反对释放乔君烈，现在他俨如成了胜利者，可以不紧不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查缉犯罪嫌疑人靳如超和马加爵，是自1983年追捕“二王”以来我国警方所采取的规模最大的两次集中搜捕行动，全都在限期内就把目标人物抓捕归案。我们只要采？？规模较小的搜捕行动，悬赏抓凶，乔君烈也就不能那么舒服地上网和杨丽童聊天了。
但是，我主张释放乔君烈而造成了非常被动的局面，现在就不好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了。我只能忍辱负重地做事儿，等着乔君烈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
我有信心在现有条件下把乔君烈捞回来。
乔君烈说过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徐希愉一气之下恐吓他，要用测谎仪来对付他。我找到了徐希愉，把这个问题摊到桌面上来。徐希愉承认她说过那样的话。她说，蓝雪之死使她非常悲伤，她认定乔君烈就是凶手。对于刑侦人员无法取得有效的证据给乔君烈定罪，她难免有点儿气急败坏，所以那天就口无遮拦地怒斥了乔君烈。事后她也意识到这是违反纪律的，而且问题比较严重。她打算给市局领导写一份检讨书，请求批评处分。但是，徐希愉否认她的脑子里存在着某种警察的特权思想，同时也否认正是由于她的言论而导致乔君烈仓皇出逃这个说法。她尖锐地让我反思造成破案受阻的各种原因，不要把一切责任都倾倒在她身上。
被徐希顿愉一顿抢白，我更加心情沉重。
这天傍晚下班后，我觉得非常疲乏，那怕睡上两个小时也好，就和张宾回到家里。我告诉邵幼萍别让任何人吵醒我，如果有电话打进来，就叫张宾接听。至于乔君烈会不会又在凌晨的时候和杨丽童对话，就等我起来再说了。
我简单地洗了个澡，刚躺在床上，徐希愉却来了。她是头一次正式到我家里作客，我不敢怠慢，一下子就忘了睡觉了。
徐希愉提着一个购物袋，里面装着两套童装，那是给乔小星买的。
乔小星正好打破一个花瓶，邵幼萍在打扫着地板。他看到徐希愉，就不敢大声说话了。
乔小星刚来到我家的时候，还没能完全从蓝雪之死的恐怖中解脱出来，有一定的心理障碍，晚上偶尔被恶梦惊醒，在床上大喊大叫。短短的一周过去了，乔小星似乎摆脱了心理障碍，重新变成了天真烂漫的少儿。准确地说，他恢复了一个顽皮捣蛋的小家伙的本来面目，把这里当成是他的家了。听邵幼萍说，昨天他还从她的钱包里偷了两百块钱，利用课间时间溜出学校，跑进麦当劳餐厅大吃大喝，当天晚上就没有食欲吃晚饭了。孩提时如果我犯了小错误，父亲就用鸡毛掸子狠揍我的屁股。如果偷了一块钱，如同触犯天条，父亲则要对我动用酷刑的。那酷刑同样是用鸡毛掸子狠揍一顿屁股和两腿，再穿着短裤出去示众，让老老少少的邻居们欣赏我腿上的伤痕。由于受到羞辱，我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变得老老实实，不敢惹事生非了。长大成人之后，我觉得父亲简单而粗暴的教子方式是奏效的。我和邵幼萍把乔小星宠坏了，长此以往绝对是不行的，这等于坑害了这个孩子。我得找个时间，好好给这小家伙上一课。不过我不能采用我父亲的那一套，否则即使乔君烈不跳出来，徐希愉也会出面控告我的。对了，我想不能让徐希愉在把乔小星扔给我后就高枕无忧了，她也有教育乔小星的义务，就让她来教训乔小星。
徐希愉对我说，她主张严格要求和教育孩子，如果乔小星不听话，就严厉地处罚他。
徐希愉盯着乔小星，指着地上的花瓶碎屑，喧宾夺主地说：“这是你干的好事吗？”
乔小星狡辩：“二房东推了我一把我才撞倒花瓶的。二房东是主犯，我是从犯！”
张宾说：“我没推他！”
“还学会了撒谎！”徐希愉说，“这花瓶值多少钱，许健你先记账！大卫你要赔！扣你的零用钱！”
张宾刚要说乔小星偷走邵幼萍两百块钱那事儿。乔小星意识到了，堵住张宾的嘴不让他说。
徐希愉说：“大卫，又干了什么坏事儿？让张宾叔叔说！”
张宾还是铁面无私地揭发乔小星偷钱的罪行。徐希愉严厉地批评了乔小星，还教育他不要乱花钱。如果他手上有两块钱，打算买零食，不巧遇上一个乞丐老婆婆讨钱，就给老婆婆两块钱，让她找回一块钱。这样既不亏了自己的嘴巴，也帮助了别人。乔小星终于再次遇上令他敬畏的主儿，乖乖地站在客厅的角落里，表示痛改前非。我也觉得徐希愉挺会管教孩子的，她适合于当教师。
徐希愉继续对乔小星说，坏人的待遇好，天天吃麦当劳，也可以天天吃山珍海味。坏人住洋楼别墅，住五星级饭店总统套房。坏人开最好的汽车。还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喜欢坏人。总之，做坏人得到的好处比做好人得到的好处多一万倍。她让乔小星选择做坏人还是做好人。乔小星说还是想做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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