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少年吃了一惊，说：“呀，表哥，我刚才只是……”
“别说了。”主持转向索比，平静地说，“用叉子，我们的同胞吃肉时不用手抓。”
“叉子？”
“在餐盘左边。你看我怎么用就明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某些小笨蛋还不大明白，族长奶奶说话是算数的。”
索比从他的房间搬到另一个不那么豪华的大房间里，四个单身汉共住这个大房间。他的室友一个是弗里茨·克劳萨，他是没有结婚的过继兄长中年龄最大的，同时还是右舷单身汉餐桌主持。另两个是过继隔代姻兄切兰·克劳萨—德罗塔尔、他已婚继兄的继侄杰里·金索维。
索比学习芬兰语进步很快。但他最需要学的还不是芬兰语，而是那些表示非常复杂的家庭关系的称谓。语言反映了文化，大多数语种只能区别开兄弟、姐妹、父亲、母亲、阿姨、叔叔，用“大”或“祖”表示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有些语种甚至连“父亲”和“叔伯”都不加区分，这种语言反映了某些部族习俗。恰恰相反，有些语种（如挪威语）却能把“uncle”（叔、伯、舅）一词中母系和父系一边的关系区分开来。
西苏号上的商人们可以用一个单词来表述像“一度离开家族现已死去的我母亲一系同父异母继舅”这么一种关系。这个称谓只是表明一种关系，不说明其他什么问题。在家庭这张关系网中，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都可表述出来。大多数文明群体只用十来种称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而这艘船上的商人们却要用上二千多个称呼才能说清他们之间的关系。辈份大小、直系或者旁系、血缘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同辈中年龄大小、说话人之间的性别、构成某种关系的亲属性别、同宗关系或者母亲一系、重要程度，等等。各种复杂关系，他们都可以用不同的称呼审慎而又迅速地表达出来。
索比的首要任务是学会称谓，理清它们之间的特定关系。他必须讲出八十几种新的称谓，了解它们代表什么关系：亲与疏、上与下，还必须记住每一个人对他的不同称呼。直到全部掌握了这些东西，他才能讲话，否则一开口就会严重失礼。
对西苏号上的每个成员，索比都要搞清楚五个方面，把这些方面与每一个具体的人联系起来：相貌、全名（现在他自己的名字是索比·巴斯利姆·克劳萨）、小名、家庭称谓、船上的头衔（如“族长”或者“右舷第二助理厨师”等）。他知道，在家庭事务中，人们彼此使用家庭称谓，而船务方面则要使用船上的头衔。如果长辈允许的话，在社交场合要叫名字，不能用小名。小名只能用在上对下的场合，绝不能下对上。
虽然在法律上，他已经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但是在没有摸清关系、掌握这些特点以前，他还不能算名副其实的家庭成员。船上的生活是一种责任、权利和履行义务交织在一起的种性体系。与此相比，用等级管理、契约支配的朱布尔社会简直乱七八糟。船长妻子是索比的“母亲”，但她同时又是副族长，索比如何称呼她，全看他说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因为他住在单身男子宿舍里，不用她照管，所以需要用“母亲”这个称呼的场合几乎才开始就结束了。不过，她也像对索比的室友、兄长弗里茨一样，把索比当作自己儿子看待，对他很热情，允许他亲吻自己的脸颊。
但作为副族长时，有时候她会变得像收税人一样冷酷无情。因为在老太婆未死之前，她还不是族长。这并不是说她很轻松自在。在这段时间里，她相当于婆婆的左右手、喉舌和贴身仆人。从理论上讲，高级船员是选举出来的，但实际上却完全依照惯例。克劳萨当船长是因为他父亲是船长，他妻子任副族长是因为她是船长的妻子，有朝一日，她也会像船长的母亲一样成为族长，指挥船长和飞船——原因同上。与此同时，他妻子职位虽然很高，但在船上最辛苦，一点也没有喘息的时间，因为高级船员的职务是终身制，除非被人弹劾、定罪、最后被放逐——如果罪名不大，只是表现不好，就会被放逐到一个星球上；如果是违反西苏号古老、冥顽的法规，就会被扔进寒冷荒芜的太空。
但是，这样的事犹如日食、月食同时出现一样，是不大可能见到的。索比的母亲要想休息，只能寄希望于心力衰竭、中风或者其他老年性疾病。
克劳萨船长是克劳萨一族中地位最高的男子，又是西苏家族名义上的首脑（船长母亲是实际上的头儿），于是，索比作为他年龄最小的继子，在家族中的地位比四分之三的新亲戚高（他还没有获得船上头衔）。但是地位高并不一定表示生活舒坦。只有衔位才能带来特权——这是自古不变的真理。但一有了衔位，随之而来的还有职责和义务，而且职责与义务带来的辛劳和麻烦总是远远超过权利带来的快乐。学习怎么当乞丐就容易多了。
索比被一大堆新问题缠得脱不开身，好些天没有见到玛格丽特·马德博士了。一次，他匆匆走下甲板进入通道时——现在他时时刻刻都是匆匆忙忙的——恰好碰到了玛格丽特。
索比停住脚步，打了声招呼：“你好，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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