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源，农业户叫“吃谷子的”、居民户叫“吃白米的”，农转非叫“脱谷皮”、工人转干部叫“坐藤椅”。脱谷皮、坐藤椅到底有多难？跟干部进北京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难。脱谷皮、坐藤椅到底有多幸福？跟干部进北京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幸福。那时候，勤劳智慧的海源人民总结了人生的三大幸事：
农民脱谷皮，
工人坐藤椅，
干部见主席。
如此高难度、最幸福的事情，靠一个瞎子柳大志和一个农妇张玉琴显然是摆不平的，非有贵人相助才能实现。
张玉琴虽然是农妇，却长得高挑修长，并有着惊人的美貌，她美到一种程度，谁也猜不出她是农妇，都以为她是城里坐藤椅的国家干部。张玉琴与柳大志的婚姻可以说是天造地设，柳大志是“国营企业工人”，这个头衔的威猛程度远远超过现如今的“集团公司总裁”；而张玉琴除了美丽还有初中毕业的骄人学历，那时候的初中学历至少相当于现如今的本科。他们给儿子取名“柳天久”，就是要让爱情天长地久的意思。张玉琴的婚姻改变了张坊大队全体社员的教育观念，女儿也应该读中学，“弄不好还能嫁个国营企业工人呢”。
漂亮的女生都有男生暗恋，张玉琴能例外吗？不能。能嫁给暗恋她的男生吗？也不能。因为张玉琴出嫁的时候，那个男生仅仅是他所在的大队民兵营的排长。排长唯一的特权就是民兵训练的时候可以斜挎一把老式驳克枪，想脱谷皮，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三十二：真相(6)
毛主席他老人家万里长征都可以走完，民兵排长也可以脱去谷皮吃上白米。国营企业工人柳大志变成瞎子的那一年，民兵排长走完了从排长到连长、到营长，从民兵营长“选青”到派出所，从派出所选调到公安局户籍科的艰难奋斗之路。
现在，这位公安局户籍科民警就坐在柳大志家里，为了说话方便，我们尊称他为贵人。贵人每次来，都可以吃上张玉琴亲手做的蒸鸡蛋，加白糖和米酒的那种，在客家人看来，这是最隆重的礼遇。贵人来了几次，张玉琴的户口就迁进了城关；贵人再来几次，柳天久就进了劳动小学。
劳动小学是一所只有教学楼没有操场的街道小学，一到课间操时间，整条巷子就要被做操的孩子们挤得水泄不通了。操场不重要，重要的是，居民户子弟才有资格入读。劳动小学就在城东花炮厂宿舍的背后，但柳天久是从来不把同学往家里带的，他不想让任何同学知道家里的景象。
双目失明的柳大志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学会了粘贴冥钱。这个工作很简单，把一张长方形的金纸用浆糊粘在更大的一张长方形草纸上即可。金纸和草纸都是殡仪馆的老顾裁好送来的，张玉琴摆好它们的位置、调好浆糊，柳大志就可以趴在桌上工作了。粘冥钱的报酬不能以斤计，更不能以张计，而是以麻袋计，粘一麻袋赚十块钱。柳大志每周或十天可以粘一麻袋，殡仪馆的老顾每次都带来两大捆金纸和草纸，留下十块钱，捎走一麻袋可以供死人在阴间使用的冥钱。
柳家其实只是二楼的一个套间，走廊尽头是公共厕所，厨房在楼下。里间是柳大志夫妇的卧室，外间原先是客厅，现在成了冥钱加工车间兼柳天久的卧室。草纸、金纸和已完工的冥钱堆积如山，传达出死亡的气息；柳大志痂疤模糊的眼眶、被浆糊磨得油光滑亮的袖套、沾满饭粒菜渣鼻涕的胡须，所有这些都让柳天久难以面对同学们。柳天久尤其不愿让同学碰到殡仪馆来的老顾，形销骨立的老顾身上总是有一股腐肉的味道，苍白贫血的十指和指甲缝中的污垢也容易带来目击者的噩梦。
这就注定了柳天久是个行为孤僻的学生，尽管成绩出奇的优异，每学期的成绩单上，班主任仍然要在评语栏写上一句，“性格内向，与老师和同学们交流不够”。整天盯着大眼睛冷冷看人的柳天久，靠出众的考试成绩平衡了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印象，直到读初三的那一年冬天，平衡才被彻底打破了。
张玉琴进了啤酒厂当洗瓶工，工作跟柳大志一样单调乏味：将啤酒瓶套进飞速旋转的筒状毛刷，筒状毛刷的顶部自动喷射出水，冲刷数秒后将啤酒瓶放进传送带，由另一个女工用钢刷死劲刷去被水泡软的商标。这个宝贵的工作完全弥合了张玉琴因丈夫失明产生的痛楚，欢喜快乐不是来自枯燥的洗瓶过程，而是来自理想的实现。张玉琴梦寐以求的就是做个国营企业的工人，如今这个愿望变成了现实，还有什么比理想的实现更值得高兴的吗？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有贵人相助。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老师有事请假了，物理课临时改为自由活动。同学们打球去了，不爱运动的提前回了家，比如柳天久。进了宿舍楼大门，柳天久发现瞎眼父亲坐在大院里的花坛上仰脸朝天，他瞅瞅身后，确认没有同学在看他，才靠过去跟柳大志说话：
“下来干吗，爸？”
柳大志抬起沾满浆糊的手，攥住柳天久的书包背带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家了？快，坐下来。”
“我要上楼。”柳天久担心被同学看出他们的父子关系，拽拽柳大志的肩膀催促说，“快上楼回家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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