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假设，到二〇〇一年在海滨野餐会上我仍然活着。在第四十六章，我假设自己在二〇一〇年依旧活着。有时我说我身在一九九六年那是现实状况。有时我说我在时震后的重播过程中，两者之间没有清楚的划分。
我一定是个疯子。
第一章
叫我小库尔特①。我六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都这么叫。其中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自己的。他们背后叫我“那个小的”。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在演讲中说过，艺术家的一个实际可行的使命，就是使人感到活着至少还有点意思。那时有人问我，是不是知道有哪些不辱使命的艺术家。我回答道：“甲壳虫乐队。”
在我看来，地球上最高度进化的动物似乎觉得活着很狼狈，或者甚至处于更糟糕的境地。别去管诸如理想主义者遭受酷刑那些极端的例子。我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女人——我母亲和我惟一的一个姐姐艾丽丝，或叫艾丽，如今都已在天国了——都憎恨生活，而且对此直言不讳。艾丽会大声叫嚷：“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马克·吐温这位当时最幽默的美国人，像我现在这样七十高龄时，发现人生对他本人、对别人都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他写道：“自我长大成人以后，我从来不希望任何已获得解脱的朋友得到再生。”这句话是在他女儿简突然去世几天后的一篇文章中写的。那些不希望让他们获得再生的人中间，包括简，还有另一个女儿苏珊、他的爱妻和他最好的朋友亨利·罗杰斯。
马克·吐温没来得及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已经有了那样的感觉。
耶稣在圣山上的布道中讲到了人生如何不幸：“为悼亡者祈福”，“为逆来顺受者祈福”，以及“为行道而饥渴者祈福”。
亨利·大卫·梭罗①有一句名言：“芸芸众生，求存于无声的绝望之中。”
所以，我们污染水源、空气以及表土，工业上、军事上制造越来越高效的毁灭器械也就一点不难理解了。让我们抛开虚伪，实话实说。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世界末日来得越快越好。
我的父亲，老库尔特，是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建筑师，自己得了癌症，妻子大约十五年前自杀身亡。他在家乡驾车闯红灯被捕。后来发现他没有驾驶执照整整开了二十年车！
你知道他对逮捕他的警官说了什么？“枪毙我好了。”
他说。
非洲裔美国爵士乐钢琴家法茨·沃勒①在演奏达到出神入化的忘情境界时，总要大声喊叫。他喊的是：“趁我高兴谁来一枪崩了我！”
各种枪支的使用就像打火机一样方便，价格像面包片烤炉一样便宜，任何人有杀人的念头，想杀父亲或法茨或亚伯拉罕·林肯或约翰·列农或小马丁·路德·金②或一个推婴儿车的妇女。都只是举手之劳。借用老科幻作家基尔戈·特劳特的话来说，这样的发明足以向每个人证明，“活着是烂屎一缸”。
第二章
假设一下这样的情况：一所著名的美国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放弃了橄榄球，将空体育场改建成一家炸弹工厂。理智至此终结。有点基尔戈·特劳特式的离奇。
我讲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远在我进校之前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斯塔格球场看台下面，科学家们完成了地球上首次铀裂变。他们的意图是证实核弹的可行性。当时我们正与德国和日本交战。
五十三年以后，即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一批人聚集在我那所大学的附属教堂里，纪念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市爆炸五十周年。我也在场。
发言的人中有一个是物理学家利奥·塞伦。他很久以前参加了在死气沉沉的体育设施下面进行的成功实验。请你注意：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道歉！
应该有谁告诉他，在这个星球上连最聪明的动物都如此憎恨活在世上，当物理学家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某人为失去理智的苏联造出了氢弹，确保它威力无比。然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值得基尔戈·特劳特写一篇故事的真实人物，就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②。
他因呼吁停止核武器试验于一九七五年获诺贝尔奖。
当然，他自己的核弹早已试验完毕。他的妻子是儿科医生！
哪种人既能改进氢弹，又能同儿童保健专家结婚？哪个医生能同神经错乱的配偶过日子？“今天单位里有什么趣事吗，心肝？”
“有。我的炸弹肯定性能极好。你那个得水痘的孩子最近怎么样？”
一九七五年，安德雷·萨哈罗夫被当做圣人，而现在冷战结束，已经没人再为他喝彩。他在苏联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停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也呼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他被踢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科学院，从莫斯科流放到永久冻土上的一个铁路边的小镇。
他没有获准去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他的妻子，当小儿科医生的埃莉娜·波纳代表他前去领了奖。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该问一问，她，或者任何小儿科医生或医务人员，难道不比参与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制造氢弹的任何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人权？还有什么能比氢弹更无视任何形式的生命权利？纽约市的斯塔腾岛学院于一九八七年六月向萨哈罗夫授予名誉博士的头衔。他的政府又一次阻止他亲自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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