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四十一章
我原来想写一部关于阿尔伯特·里埃伯的长篇小说，写如何主要由他导致了一九四四年母亲节前夜我母亲的自杀，但终究没有动笔。但我想我也并未因此而失去什么。
居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德裔美国人缺乏共同特征。在电影小说和戏剧中，不管出于同情还是出于恶意，他们都从来没有被类型化。我必须从头对他们做一番解释。
好运连连！
伟大的文学批评家H.L.门肯①也是个德裔美国人，但一辈子住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坦言难以思想集中地阅读维拉·凯瑟②的小说。不管他如何努力，但总无法使自己对内布拉斯加的捷克移民提起兴趣。
同样的毛病。
作为家史记载我想告诉你们，我外公阿尔伯特·里埃伯的第一个妻子是在生第三个孩子，即我的舅舅鲁迪时去世时。她与我姐姐艾丽同名，娘家姓巴鲁斯。我母亲是她的长女。彼得舅舅是中间一个。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但却生了个核物理学家，即我的表弟，在加利福尼亚德尔马的阿尔伯特。表弟阿尔伯特最近刚刚来信，说他的眼睛瞎了。
致使阿尔伯特表弟失明的不是核辐射，是其他原因，在任何从事或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阿尔伯特表弟又生下了一个非核物理类的科学家。他的儿子是一个计算机专家。
正如基尔戈·特劳特过去不时感叹的那样：“生命总会延续！”
我想说明的是，我母亲的父亲，那个酿酒商、共和党大人物、一副新贵族气派讲究吃喝的人，在他第一个妻子去世之后，同一个小提琴家结了婚，结果发现她是个瘸态的疯子。正视这一现实！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她极度憎恨他的几个孩子。他喜欢他们，她也会嫉妒如仇。她要独霸整场演出。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
这只从地狱里飞出来的雌蝙蝠小提琴拉得神乎其神，但虐待起我母亲、彼得舅舅和鲁迪舅舅来却凶神恶煞。在我外公与她离婚之前，她对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的几个孩子所施行的身心折磨，使他们永远没能抹去过去的阴影。
如果有足够的人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富有的德裔美国人感兴趣，能构成愿意掏钱购买的读者群，要写一部描写家世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如果写，我将表现我外公事实上谋害了我的母亲，以不断欺骗的方式，非常非常缓慢地致她于死地。
“叮儿——铃，你这个狗娘养的！”
暂定书名：《飘》。
我父亲那时是个家境普通的建筑师。他同我母亲结婚时，政治要人、酒店老板和其他印第安纳波利斯德裔美国人社会的精华，给他们送了一大堆收藏品：水晶、丝麻织品、瓷器、银器，甚至还有些金饰品。
山鲁佐德！①
谁能怀疑即使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也有自己世袭的贵族，拥有那些无用的收藏品，可与另一个半球上的蠢家伙们一比高低？大萧条期间，这些收藏品在我哥哥、姐姐、我父亲和我看来，像是一堆破烂。这些东西现在就像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年同班的毕业生一样，分散在四面八方。
AufWiedersehen②。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第四十二章
我总是无法把短篇小说的结尾写得让广大读者满意。
在真实生活中，就如在时震后的重播阶段一样，人们不会改变，不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会道歉悔过。而在短篇小说中，小说人物必须做这三件事中的至少两样，不然的话，还不如将这篇小说扔进美国文学艺术院门前用铁链锁在消防龙头上的没盖的铁丝垃圾篓里。
没问题，我可以这么处理。但是在我让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改变自己，并且／或者吸取了教训，并且／或者道歉悔过之后，他周围的人物都只能像傻瓜似的站着。这决不是告诉读者演出到此结束的好办法。
我本来就没让人把我生下来，但在我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时期，我向当时我的文学代理求教，如何不把所有人物弄死就让小说结尾。他是一份重要杂志的小说编辑，也是一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厂的剧情顾问。
他说：“亲爱的孩子，没比这更简单了：故事中的英雄骑上马，迎着落日的余晖渐渐远去。”
许多年后，他用一杆十二口径猎枪自杀了。
另一个也是他客户的朋友说，他根本不可能轻生，这与他的性格不符。
我回答道：“即使是经过军事训练的人，也不可能用猎枪意外把自己的脑袋打崩。”
很多年以前——还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当学生的那个久远年代，我曾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谈过一次话，泛泛地讨论艺术问题。在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本人将来会涉足任何一种艺术领地。
他问：“你说艺术家是怎样的人？”
我全然不知。
“艺术家，”他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坦言‘我没有治理好国家、城市甚至自己婚姻的本事，但是老天在上，我能把这块四方的帆布、这张八寸宽十一寸长的纸、这团黏土或这十二个音乐小节收拾得彻底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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