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齐麻理子的第一次移植手术中，提供肾脏的是她的父亲，因此组织相适度很高，移植手术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遗憾的是，最后手术却失败了。这全都是因为以吉住为首的移植小组没有得到麻理子的充分信任的缘故。
吉住深呼吸了一下，紧紧地盯着名单上安齐麻理子的名字，然后用手摁了摁太阳穴的周围，抑制住不断涌上来的回忆，告诫自己要集中精力工作。
随后，他对电话那端的移植协调工作的负责人问道：“安齐麻理子的HLA与捐赠者的完全无差别？”
“是的，除了她之外，在本地已经没有完全相同的患者了。你可以看一下资料。”
没错，的确是这样。除了她之外，确实没有其他人了。不过，只有两个抗原类型出现偏差的患者倒有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排在第三位的那位男性，还有一个是这次移植手术的替补患者，五十一岁，有五年透析史，在邻县的医院进行治疗。排在名单第二位的那位女性好像还没有联系上。
移植常常受到如何选择接受移植者这一问题的困扰。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对移植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接受移植者来说，移植手术是一种赌博。当然，在选择接受移植者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年龄和透析史的因素，但先决条件是患者的HLA与捐赠者的是否相符。并且还必须考虑到，一位捐赠者能够捐赠的肾脏只有两个。
据统计，全国的肾透析患者共有十二万人左右，其中登记申请移植死体肾的患者有两万人。但在这两万人之中，有机会进行移植手术的一年也不过两百人。由此可见，移植手术对这些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所作出的贡献实在是微乎其微。与欧美等国相比，在日本，接受移植的患者在透析患者中所占的比例之小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绝不是因为日本的医学技术不够发达，而是由于脑死在国民中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和理解，这种情绪对医生和接受移植的患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他们对是否进行或接受移植手术犹豫不决。患者一边盼望着不知何时才能等到的肾脏，一边过着对自己的精神和经济都有很大压力的透析生活，到目前为止，幸运地接受了移植手术的患者，都已经恢复了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那些没有被选中的患者，却只能在无尽的等待中继续忍耐漫长的透析生活。
“另外，如果排在第一位的患者无法接受移植手术的话，就由排在第五位的女患者来替换地。”织田说道，“那位患者三十六岁，透析史三年半，与捐赠者的HLA有两个类型稍有偏差。”
“我明白了。”
吉住将这两位患者的有关数据打印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麻理子因为害怕手术后会出现并发症而不愿意接受移植的话，就由那位三十六岁的女性来接受这次移植手术。但这两位患者都首先必须来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看看现在是否适宜做移植手术。
吉住进一步与织田商量了关于移植的具体事项与日程，大体步骤如下：首先由吉住前往大学附属医院，将死者的肾脏取出，并将其中一个交给织田，然后由织田负责把这个肾脏运送到邻县的医院；而另一个肾脏就由吉住带回市立中央医院用于移植。织田与吉住详细地确认了计划的每一个步骤。由于取出肾脏和移植手术的关键在于抓紧时间，因此必须在捐赠者的心脏停止跳动后立刻按照缜密的计划行动。织田所要负责的就是要做好主刀医生吉住与助手，护士以及接受移植患者之间的协调工作。
与织田确认完整个计划的每一个具体步骤之后，吉住说了声：“好！明白了。”
然后，他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心想：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安齐麻理子，我一定要帮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8
签订了捐赠协议书后的第三天，圣美的心跳次数开始渐渐地下降。
圣美依然戴着人工呼吸器，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使她的呼吸比较有规律。但即使如此，她的身体机能也还是到了所能维持的极限。
监视器上显示的脉搏、体温和血压等指数，确实已经处于逐步降低的过程之中
“今天晚上，市立中央医院的负责移植手术的医疗小组要到这里来。”
曾经为圣美做过脑死鉴定的医生告诉利明说。
“圣美小姐的心脏一旦停止跳动，就必须立即将她的肾脏取出。因此，在此之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今晚，移植小组会在圣美小姐的大腿动脉处做一个小手术，以确保圣美小姐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能马上从那里插入导管注入药物，将肾脏及时地冷冻起来。”
大腿动脉处的手术很快就完成了。利明回到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看见躺在那里的圣美的大腿上已经有了一个为插入导管而做的记号了。
促使血压升高的升压剂已经停止使用了。但圣美的血压却没有马上下降，依然在一百前后徘徊。医生告诉利明，这种状况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利明听到这里，木然地想，或许圣美的体温也不会再回升了吧。
圣美的身体机能还在一点点地衰退，这也就意味着离捐出肾脏的时刻越来越近。利明想到这里，越发觉得自己应该再多陪她一会儿。于是，一整夜他都一直在圣美的床边度过。大约晚上十点左右，和往常一样，那位可爱的小护士又来帮圣美做清理工作她先收拾了圣美的排泄物，用棉答挑出圣美口和鼻中的堵塞物，然后用毛巾擦拭圣美微微有些冒汗的后背，再为她翻身，以防出现褥疮。护士的脸上没有一丝厌恶的神情，她偶尔对利明体谅地笑一笑，又继续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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