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回答他。
“你想要赦免吗？”
“是的。”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为我的不完美，我的失败，我给一个无辜的人带来的悲痛和伤害。我最多只能这么说。我无法描述它。”
他的前臂交叠着放在大腿上。他低头看着他的靴子，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悲哀。他深深呼吸了一下。
“我希望我能对你有更多的帮助。”他说，“我们并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经历有限。”
“您已经足够仁慈了。”
“给它点时间，罗比索。”他微笑着说，“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炫目的光芒。”
当我离开那明媚、绿色的场地时，他正用泥铲为贝母铲出一个洞，他的眼睛已经专注于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显然有条理、庄严而且有章可循。
这是我在1964年走下飞机，来到坦森纽特空军基地之后，就再也不曾拥有过的生活方式。
我想回到昨天。我不认为那总是很难，有时候你仅仅需要走过脑海中的一扇门，丢掉三十年或四十年，来记起你是谁。也许这是自我欺骗，一种我用来逃避问题的精神鸦片，但是我不在乎。我将恩内斯特·盖因斯的那本《关于爱情和金钱》塞进口袋，走到伯纳公园，坐在枫树下的长椅上开始阅读。风凉爽地从阴影中吹来，但是我已经进入到小说里面，回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南路易斯安纳州热烘烘的甘蔗地和香甜的马铃薯种植园。
不，那不是真的。我回到了新伊伯利亚的一个夏天，那是我读完了大学的第二年，弟弟吉米和我在一个海滨的地震记录站工作。我们买了一辆四十六速的福特敞篷车，上面放了两个好莱坞消声器，降低了滑轮和挡泥板，涂上淡黄色并刷上蜡，直到金属上似乎有了黄油柔和、神秘的光泽。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夏天。我第一次很认真地和一位西班牙湖的女孩子陷入了情网。和所有人的初恋一样，我记得那个夏天的每一个细节，有时候回忆带着令我心碎的辛酸。她和我一样，是移居美国的法人后裔，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当风吹来，在阳光下就像是颜色浓烈的蜂蜜。我们在拉菲特的沃里斯屋顶花园和圣马丁维尔街头跳舞，在新伊伯利亚的橡树下喝二十美分的长脖子杰克西啤酒；我们在盐沼上钓白色的鳟鱼，到赛普雷茅特角去煮螃蟹、炸鱼，然后，在丁香花盛开的夜晚，沿着那条柏树和橡树之间长长的柏油马路，一起开车回家。风暖暖地从海湾吹来，地里新长出的甘蔗绿油油的，西边的天空上映着火一般的晚霞，树上的蝉声震耳欲聋。
她是那种喜欢心上人一切的女孩子。她从来不争论而且容易知足，只要我们在一起，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中，她都会很快乐。我只需要用手指碰碰她的脸颊，她就会靠近我，紧紧抱着我，亲吻我的喉咙。那时，每天下午都下雨，有时当天放晴、云彩变成粉红和栗色之后，我们会沿着防洪堤，开车到我父亲存放船只的码头去，柏树上的雨水滴入湖中，在柔和的阳光下，她的面孔带着花朵初放的色泽和光辉。
那个夏天，每个早晨都令人期待，我期待着卧室窗外山核桃树丛中烟雾缭绕的阳光，天真而自信地盼望着，几个小时之后就会重新和她在一起，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那场恋爱由于不切实际的年轻，而突然结束了。我无心地伤害了她，以一种我无法对自己解释、更无法对她解释的方式，我的沉默给她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这么多年之后，这仍会让我偶尔感觉不安。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夏天。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当心灵似乎中毒、生活遭受打击时，当死亡的树叶像干化的羊皮纸一样，吹过灵魂的窗口时，那是我不时拜访的大教堂。
我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接受那些哀伤而失落的经历。在我看来，对记忆承担义务，无论对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同样毫无价值。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县法院。州长像个大木桶一样健壮、浑圆。他是被选举出的法官之一，在被人们推举去竞选官员之前，他也许是柴油机机械师或伐木卡车司机。他说话时，坐在办公桌的角落里，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抽着香烟，望着窗外的湖水。他那种个人的专注让我感觉，他已经预料到了我们谈话的结果。他现在和我谈话，仅仅因为政府机关强加在他身上的一种义务。
“你曾经是新奥尔良谋杀案调查组的侦探？”他说。
“是的。”
“然后在州长办公室做侦探，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新伊伯利亚。”我对他微笑着，但他的眼睛透过香烟，看着湖水中的蓝色波纹。
“你认识一个名叫丹·尼古斯基的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是吗？”
“是的。”
“他昨天在这里。他说，你一定会来找我。”
“我明白了。”
“他说，我应该告诉你返回路易斯安纳。你对此有何想法？”
“提建议很容易。”
“你想知道验尸官的报告，是吗？”
我长出一口气。“是的，先生，是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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