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22日，星期日
林达刚从得克萨斯回来，急着要给达琳讲一讲那边亲戚的近况，所以这天一大早就和她的父亲列奥来到了特里饭馆。
“那天，当我和父亲走进饭馆的时候，发现聚会上的那个人坐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达琳，”林达恐惧地告诉我，“他一直盯着她看，我走进去时，他发现了我，便拿起报纸遮住了脸。”
陌生人冷冷地瞥了一眼林达，接着走到达琳身边说了几句话，然后离开了。林达对她的父亲讲了这个人的事情。“我父亲却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帕姆也见到这个人了。“他坐在特里饭馆里，当时我就坐在他旁边，记得他吃的是草莓脆饼。达琳一看到我在他旁边就紧张起来。那个男人还跟我讲话，这让达琳紧张得不得了，她不停地小声催促我离开那个人。
“他穿着一件皮夹克。他身上闻起来总有一股皮革味，甚至在送来包裹那天也是这种味道。这个家伙在达琳上班的地方询问她的情况，打探她的收入来源。他不停地问我达琳的小女儿怎么样啦，他们夫妻两人关系如何啦，‘她挣的小费都用来干什么啦？’，还说：‘她可是变得精明了。’，‘我肯定迪恩不愿意照看孩子。’
“我在那个柜台旁坐了两个半小时，而他一直在吃着他的草莓脆饼。达琳一个劲儿催我走，可我就是不想回家，因为哈维，我丈夫，那时不在家。
“那段时间里，那个男人一直没戴眼镜，只是在看账单时才戴上了。那是副深框眼镜，是黑色的镜框，很黑很黑。”帕姆最后说，“他开的那辆车挂着老式的加州车牌，是纯白色的车。”
达琳的朋友波比·奥科斯纳姆后来对我说：“她因为某人而担惊受怕，那种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自从她的孩子出生时就开始了。”
“她曾经提到过那个陌生人的名字么？”我问。
“没有，要是真提到过就好了。她常称自己遇到了麻烦，或说自己对那个人有多恐惧，但她就是不肯多谈此事。”
波比·奥科斯纳姆又想起了些事情：“大概在六月初的时候，达琳告诉我有个男人在跟踪她。我们带她和她的女儿去索拉诺集市时，她又提起了这件事。”她转过身去看着她的丈夫，“你记不记得那个开着白色汽车，总来骚扰达琳的男人？他总爱坐在达琳家房前，有一次还开车送她到这来过。记不记得？”他的丈夫摇了摇头。她于是接着说：“他的年龄在28到30岁之间，不算胖，戴着眼镜。”
“达琳与迪恩刚结婚那段时间，生活得很甜蜜，”迪恩的老板娘卡美拉·利后来对我说，“她是个有趣的人，我们在一起总是笑个不停。但孩子出生后，她突然就去特里饭馆工作了，从此便很难再见到她。她还是那样爱开玩笑，嬉闹轻浮，但却不再顾家了，总是飞奔到饭馆，为要去某个地方而兴奋不已，却只是告诉她丈夫她不会在家里等他回来了。这种做法让我很是恼怒，结了婚，又有了孩子，却和一大群朋友混在一起，还乐此不疲，这真让我看不过去。”在达琳怀孕时，卡美拉常去和她做伴，小戴娜出生后，她也会在收房租时顺便去看看她，一起喝杯咖啡。“我们大概才认识两年，”卡美拉说着，脸上飘过一丝阴云，“她身材丰满，爱穿背带裤，生了孩子之后愈加发福，穿戴很邋遢。可突然之间，她开始打扮起来，迅速减轻了体重，还做了新发型，我觉得还不错。但与此同时，她的婚姻也快走到了尽头。她交了一大群朋友，几乎从不回家，我后来好像都没怎么见过她。我也从不知道她的那些朋友是谁或者她都去了什么地方，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越走越远。迪恩完全不清楚她的去向，我也没再怎么见过她。”
似乎每一个人都注意到了达琳的变化，她变得比往常更加躁动不安，情绪亢奋。她减肥的速度快得惊人，以至于人们把她精神紧张的原因归结为大量摄入减肥药的结果。达琳语速快得无法控制，甚至常常把几个词语混到一起脱口而出。
“她和迪恩的关系反复无常，”波比·奥科斯纳姆说，“他们面临着每一对有了孩子的新婚夫妇都要遇到的问题……她很外向，喜欢四处交往，但迪恩则恰恰相反。我想这个问题有时会使他们的婚姻关系变得紧张。她不是淫荡的女人；是的，她不是天使，但也并不淫荡。”
卡美拉经常看到达琳穿着高档服装，有一次当她评价起达琳身上的三角背心和衬衫时，达琳说：“哦，我是在詹姆斯·西尔斯店里买到的。”
“挺牛气啊，”卡美拉心想，“我自己做生意赚的钱都买不起詹姆斯·西尔斯的衣服。”
“这样我就知道她是从哪里弄来那些衣服的了，”卡美拉说，“但她的钱又是打哪儿来的呢？迪恩从不知道她买衣服的钱的来源，他们俩一个是厨师，一个是女招待。虽然她说她买的是打折货，但我知道她常去詹姆斯·西尔斯店，那可不是个便宜的地方。
“所以她的丈夫不想过多考虑这个问题，他从未想到过达琳会与毒品或是其他什么扯上关系，他想都不愿去想。他总说：‘她这么做无非是稍稍放纵一下嘛，她刚刚21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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