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相信，准备好这一切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只要裴小姐能尽快醒来，或是她在到达徐州站之前醒来即可。在这个办法之下，他可以有两种逃生方案，一个是让裴小姐用日语将门外的乘警叫进来打昏，然后他找到列车员打开车厢尽头的上下车门，这时他便可以拉下列车的“紧急制动闸”，强制停车。如果一切顺利，挂住小泉敬二的铁丝衣架钩会在列车紧急煞车的惯性下被拉直，他也就会跌落在地上死去，而他们二人便可以借着茫茫夜色，消失在大雪之中。当然了，为了避免饥寒交迫，他们得穿暖衣服，还要带上那只德州扒鸡。
第二个逃生办法，是他们等列车即将到达徐州站时，只用一只衣架将小泉敬二挂起来，再打昏乘警，然后他穿上小泉敬二的军服，带着裴小姐大摇大摆地下车。小泉敬二的车票是直达上海的联运票，在徐州站不会有人来包厢打扰他，而衣架上的铁丝钩最多只能支撑五六分钟，到铁丝钩被拉直，小泉敬二跌落在地上的时候，系在另一只衣帽钩上的细绳便会将他口中的干浴巾拉出来——当然了，这条干浴巾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将他的胃从喉咙里掏出来，让他窒息而死。
这个主意太残忍了！熊阔海开始批判自己，虽说你没有从黄埔军校学成毕业，但毕竟受过正规的军人教育，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民间仇杀的手段来对付一个交战国的军人呢？这件事传回天津，记者们确是有好材料可写了，但是，你作为一个军人，却违背了“交战道德”。
他并不想用日本军人从1931开始便从未对中国军人遵守“交战道德”的事实替自己的辩护，因为那是对方的罪孽，自作孽不可活，日后总是要清偿的。他只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军人，加入了一个有理想的组织，所以，当然不能以暴易暴，
他还有另外一个斯文的办法，同样可以无声无息地杀死小泉敬二，也同样可以保证他们得到那两个逃生的机会。
想到此处，他动手解开了小泉敬二被缚的双手，只将他的右臂束紧，再用绳子的另一头与他脚上的绳扣结在一起。这样以来，他的左手便空了出来，也没有绳子的捆扎制止血液的流通。
他抬起小泉敬二的左臂，这条胳膊又像死人一样松松地落下，他睡得很沉。这样很好，到时候他还是可以将小泉敬二挂在衣帽钩上，但要结实，不能用衣架。等到他开始行动的时候，就可以用小泉敬二的剃刀割开他左臂的动脉，让血顺着手臂流下来。为了防止血流出门外，他可以将痰盂放在下边接住流下来的血，还可以将圆顶硬礼帽的顶上挖个小洞，然后放在痰盂上，于是，血滴落下来的时候也就没了声音。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他翻开小泉敬二的眼皮看了看他的瞳孔，又检查了一下系在他脖子和餐桌上的毛线围巾是否牢靠。他绝不能像小泉敬二那样大意，他要保证所有这一切都能进行得很顺利。他倒是一点也不担心小泉敬二可能会幸免一死，不会的，臂动脉被割开后，只需三分钟的时间他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去，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他又翻看了裴小姐的眼皮，发现扩大的瞳孔正在恢复正常，也许再过几分钟她就会醒来。他又检查了手枪，弹夹和剃刀等物，保证一切都在手边，便将裴小姐揽在怀中，静静地等待她苏醒。
不好，这样做很不好！他突然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说用毛巾将小泉敬二的胃从喉咙里掏出来有违“军人道德”，太像是报复，那么，利用割开臂动脉的手段让小泉敬二无声无息地死去，会不会更像是谋杀？
上级领导交给我任务，是让我刺杀小泉敬二，是军事行动，是交战双方所采取的必要手段，是“处决”，而非单纯的谋杀。如果他没有“处决”，而只是“谋杀”了小泉敬二，那也必定会让党组织的对手和敌人找到可攻击的把柄。
该死的！他环顾四周，想从包厢内的物品中间找到“处决”小泉敬二的方法。
突然，茶房在玻璃门上畏缩地敲了两下，又敲了两下。裴小姐还没有醒，无法替他打掩护。茶房道：对不起打扰您让您生气真是不应该啦太君，可是车长太君让我给您送来一封电报，说那边急等着回电。
熊阔海打开手枪的保险，推子弹上膛，然后摇动裴小姐，没有动静。茶房还在敲门，乘警也帮着敲，他们的声音也高了起来，已经有其他包厢的乘客被他们吵得出来骂街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回答，只要他一开口，茶房便能猜到里边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如果他就这样沉默着，倒是可以让他们费些心思猜疑，给他争取一点时间弄醒裴小姐。
茶水倒在裴小姐的额上，脸上，她只是一味地摇头，盲目地伸手拦阻，意识还没有清醒过来。
外边的声音嘈杂起来，有人正在用钥匙开门。他随手抄起茶壶打过去，门上的玻璃碎了，人声一下子安静下来。他连忙将小泉敬二的行李往门边堆，希望能将他们拦阻一会儿。
有人开始撞门，他开了一枪，门外又没了人声。显然那些人没想到会发生枪战，被这一声枪响吓住了。但他知道，用不了一分钟这些人就会清醒过来，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毕竟是战争期间，而且车厢里有许多乘客都是经验丰富的日本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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