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明显，即使在表面上俄国一再叫嚷撤兵，而实际上是不会付诸行动的。因为，俄国绝无撤兵之意。否则，俄国在远东地区处心积虑培植起来的嫩芽势必枯萎凋谢。可是日本方面，若是仅仅大声疾呼俄国人应当撤兵等等，亦无济于事。因为，这不会使人们认为日本将来对俄开战就是正义之举。因之，无论如何要让人们认为日本并非要发动对俄的战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为日本倡导的要求俄国撤兵的宣言树立法律上的威信。
况且，俄国进军的目的地满洲，本来就是清朝的领土。
此时，关于俄国从满洲撤兵的暧昧不明的中俄协定，也重新酝酿起来。倘若清政府批准了新的中俄协定，在法律上则无可非议。而且，还可按照新协定的精神，由双方共同拟定撤兵计划。如此一来，日本便没理由对俄宣战，至少是不得不加以延期。
再者，只有在俄国不履行第二次中俄协定的情况下，日本才有理由宣布对俄作战。然而，为时已晚。因为到那时，俄国已在军事上作好各种准备。所以对日本来说，越是早日开战越加有利，容不得半点犹疑。何况，俄国时时刻刻都在加强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力量。
那须详细地阐述了关于目前日俄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后，又补充了一句：“现在使人为难的是，清政府并不希望日俄两国打仗。”
“那是自然的事。谁都不愿意让别的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动战争啊。不论谁胜，对清朝政府都没好处。”
“直隶总督袁世凯极力主张避免日俄之间发生战争，而且上奏朝廷尽最大努力制止战争的爆发。”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袁世凯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不过，从我们日本的利害得失来看，倘若目前不宣战，则将失去时机。当然，我不一定是指在今年之内。我想，最晚到明年就该迅速动手打击俄国，否则日本永远得不到满洲了。”
“那么以后呢？”
“现在在北京的俄国公使莱萨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咱们要多加警惕。因为，他在清朝政府里结识了不少亲俄派要人，这些人都在为他奔走。”
“自李鸿章以来，亲俄派不是一直在活动着，并且把亲俄政策当成他们的传统吗？”
从策太郎说的这句话看来，他也是具备一定的见解和知识的。
李鸿章曾参加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而且传说李曾被俄国用三百万卢布收买了。不管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但在他的晚年确实是非常明显地执行了一条亲俄政策的路线。
边境线与中国接壤最长的就是俄国。当然，还有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印度等国与中国相邻。但这些国家的国境线无法与俄国相比。清朝必然要与俄国结成友好睦邻关系，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中国人，一般都持有这种观点。
虽然，政界巨头李鸿章已故世，可是受他影响的政客，如袁世凯等为数不少的人，都身居政界要职。
“庆亲王是负责外交的清朝要员，他有被俄国公使莱萨拉拢过去的危险。庆亲王的得力助手，就是那个油光满面、长满胡子的那桐……你了解吗？和那桐最接近的就是文保泰。实际上，文保泰就是咱们和那桐联系的重要渠道。”
那须声色俱厉地说。
经那须一提，策太郎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担当的任务的重要性了。
第四章 人物关系图
了解到自己的责任的重要性以后，策太郎的顾虑便消失了。
直截了当地讲，他的任务就是设法监视清政府要人，使之不被俄国人收买。
估计还有一些和他负有同样使命的人，通过其它渠道来监视清政府要人及俄国人的行踪。策太郎的任务就是了解联系清政府要人的重要渠道文保泰的情况。
可是他又想：目标缩小以后，将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吧。但是他又担心，这么一来，会难以看清整个局势。
一个人，总不愿意让自己被当作工具使用，都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样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策太郎第二次到中国来，并和王丽英再度相见以后，不知为什么，总是感到内心有些不安。然而，当那须启吾讲明了他担负的重任后，不仅明确了自己职责的重要性，而且内心暗自欢喜，因为今后会有充分的理由和借口，去接近王丽英等人了。
“有机会和一些关心政治的人交往，也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情报吧。”
这些年青人经常出入于各种场所，他们很有可能获得情报。
李涛等年青人经常在王丽英家聚会，其中不少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
他们对策太郎并无戒心。王丽英就曾对策太郎讲过：“土井先生，我们这些人都是同情革命的。”
当时，清朝的革命家们最苦恼的就是自身的孤立。他们非常欢迎外国朋友，就连赫赫有名的孙文亦不例外。
土井策太郎是日本鹿原商会的社员，表面上是以商会的业务关系来到中国的。他从事间谍活动时，必须仍以买卖人的身分来做掩护。
当时，一般人都知道书画古董一类的买卖集中在北京外城，也就是有名的琉璃厂一带，往日，这一带是专门向宫殿供应琉璃瓦的烧窑场。久而久之，便将这一带称作琉璃厂了。与文保泰关系极为密切的“修古堂”即在此地开设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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