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民的眼里，幼年的杨新海懂事、勤快，老实得很，是个好孩子。他每天默默地去上学，放了学又默默地回家。回到家里，他不跟别的小孩玩耍，一个人默默地玩，从不和别人多说一句话，也从不惹是生非。据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说："杨新海小时候连杀个鸡都不敢，我们也想不通他怎么成了嗜血成性的杀人狂。"
在杨新海的记忆中，有两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第一件事大约发生在杨新海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已经结了婚，家里只剩下父母领着他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5口住在3间破旧的房子里，周围是就地取土打的墙，上面是用麦草苫的屋顶。父母住在东间，他和弟弟妹妹住在西间。一天下午，他放学回到家里，只见3间破旧的草房乱糟糟的，父亲和弟弟妹妹都不在家，只有母亲独自坐在
院子里抽泣。他预感到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便不声不响地坐在母亲身边。母亲止住哭泣，抬头看了看他，一把将他揽在怀里，又大放悲声地哭起来，边哭边抽咽着说："海儿，你爹他喝药了！咱们娘儿几个咋活啊？"
杨新海劝娘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娘擦了擦眼泪告诉他：当天下午，哥哥家的小孩在地里玩时，偷掐了生产队的油菜花，被生产队的干部抓住了，马上召开全队社员大会批斗哥哥，让他承认是他有意唆使"地主羔子"破坏生产。哥哥说，那是小孩不懂事造成的，我没有唆使他。生产队干部说哥哥不老实，要对他进行罚款。杨新海的父亲杨俊关也被叫去参加批斗会陪罪，回到家里一直唉声叹气，趁杨新海的母亲不在跟前，气得喝下农药要自杀，当母亲发现时，父亲的口中已经溢出白沫了。母亲赶紧叫来哥哥，一家人慌手慌脚拉着父亲去医院抢救，现在，父亲是死是活还不得而知。
杨新海本想去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但他不知道哥哥们把他拉到了哪个医院去抢救。他抬头看了看苍茫的天色，太阳早已下山，不知何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他突然生出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那无边的黑夜好像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威压，使他觉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虽然父亲大难不死，但杨新海对这件事很想不通。此时，他已经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他认为，小孩掐油菜花儿玩，在农村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为什么到了我们家人的头上就成了现行搞破坏？地主、富农的后代就永远坏吗？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就要挨批斗，这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呀？
还有一件事是杨新海上了高中以后发生的。那时，农村的行政体制已经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改为了乡政府、村委会、村民组。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唯成分论的观点也越来越淡化，他家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了责任田。尽管成分淡化了，但是，多年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阶级斗争意识却一时无法彻底革除，像他们这样成分高的家庭仍然在人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杨新海刚考上高中那年，他的哥哥需要盖房，村里给他哥哥划了一片宅基地，哥哥欢欢喜喜地购置了盖房所需的东西，请人看好了黄道吉日，动手盖起房来。可盖房工程刚刚开始起步，村里一家势力较大的人家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也要在这块地方盖房。杨新海的哥哥当然不让，两家为此打起了官司。经多次找村委会干部调解，最终仍不了了之。后来，对方见不能强占这块地方，为了不让杨新海的哥哥盖成房子，硬是在这块地上挖了个大坑。
对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杨新海无能为力，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用杨新海的话来说，经历幼年时的种种遭遇， "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太不讲理了"。
杨新海幼年时生活的驻马店地区属黄淮海平原地区，土地算是肥沃，人口密集，工商业非常不发达，众多的人口拥挤在有限的土地上。人民公社化时，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人家缺粮吃，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才有粮食吃，有衣服穿，但就是没有钱花，没有任何多余的积蓄，大量的劳动力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闲置，本地没有任何可以引以为荣的工商企业。黄淮海大平原是中国最适宜进行大农业的地区，但是大量的农村既有人口决定了不能很快地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大量的人口都依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生存，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土地
成为维系温饱的惟一因素，只要这几亿人在土地上，就不算失业，我们国家并没有把这些人算作失业人口，他们也不享受任何的社会保障。因此，这里的贫穷和落后状况就一直不能得到有效、快速的改变。
杨新海的家离县城只有十五六公里远，但直到初中毕业他还没到县城去过，他所见到的全部世界就是周围灰褐色的村庄，他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天到晚为吃不饱肚子而发愁，他所留下的很多记忆都是暗淡的、没有任何色彩的灰色记忆。高中时，杨新海爱上了文学，这以后，他的语文成绩一直比较好，后来，虽然中途辍学，但他的写作还是有一定的基础。杨新海落网后，曾在狱中写过回忆录，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乡愁》，这部分主要是记录他幼年时对家乡留下的印象，一开头写道："我们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上边，有一座桥，那座桥给我留下了屈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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