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宿命论。”我说，“而且过于抽象。”
“你说得对。”桑野说。
“用‘心累’这句话也许概括不了。”
“也许是吧，不过，用‘颓废’这个词更合适。”
“就是一场游戏吗？”
“是的，就是一场游戏。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能告诉我吗？”
“我随你。”
随后，我们要了炒面，闷着头吃起来，关于斗争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此结束。此后，烧烤的调味汁味伴随着沉默笼罩着我们。
一场游戏。
我和桑野被留级了。我们不知道学校是否会接纳我们，所以没有再去学校，而是找了工作。后来我们听说，学校里的斗争失去了目标，各派别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却更加激烈。桑野我俩没有再在过去的同伴中露面，和学校的任何人都没有见过面，与园堂的联系也中断了。
桑野在涩谷的一家西装直销店做店员。我在池袋附近的一家小面包坊工作。我每天清晨五点钟上班，往面粉里配酵母粉，然后用和面机和面，把面粉搅拌成有弹性的面团，再把一块块面团放进方型铁模子里，把几十个铁模子摆在传送带上，送进巨大的烤炉中慢慢循环。面包烤好后，再戴上石棉阻热手套把面包从铁模子中取出，分别装入木箱，最后用汽车配送到几所小学的食品供应室。每天到下午两点钟才能下班。
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我一般都是在拳击馆度过。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偶然发现这家拳击馆的，并突然对拳击产生了兴趣。我参加训练一个来月的时候，拳击会会长对我说：“你应该接受专业训练，你很灵敏，有天赋。”
那时候，我经常与桑野见面。他在驹人的一所公寓住，但每个月总要到我住的地方来两三次。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他说，我已经从柜台转到营业部了，也许就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了。桑野和我一样，都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工作的。不同的是，他的工作表现在公司受到了好评。
园堂优子闯入我的住处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
我的公寓位于椎名街，房租很便宜，面积有四铺席半，距车站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那天晚上，天气闷热。听见敲门声，我以为是送报纸的，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优子站在那里，脚旁放着一个不大的旅行包。一年没见，她却像昨天才分别一样直截了当地说：
“能让我暂时在这里住一住吗？”
“怎么了？”
“我没有可去的地方。”
“好吧。”我很干脆，也没有问她理由。
就这样，我们开始共同生活。她仍然为她所说的我的飘泊不定性而痛苦。当我通过拳击专业考试的时候，她对我说：“这可能是发挥你的长处的惟一途径。”她对做家务事一点没有兴趣，做饭是我，打扫卫生、洗衣服也是我。就像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干活。她惟一热衷的事情是读书，把我书架上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的藏书不多，而且有一定的局限范围，全部是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诗歌集。里面的作品都是现代诗和现代短歌。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完全被这些诗歌所融化了，于是陆续地把这些诗歌集买了回来。她看书时，我一和她说话，她就会说：“不要打扰我嘛！”有时她还会这样说：“你竟然会有这种类型的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看来你的脑袋里也有一部分正常机能。”我想，这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一个较好的评价。我弄不明白，她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她说她向大学交了退学申请。我也在报纸上看到过报道，她父亲以大藏省事务次官的身份，在东北部的某县参加了众议院议员的竞选。也许她参加闹学潮的事情，对于父亲在思想保守的选举区竞选是个敏感问题。那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她父亲的立场，但在“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中，没有人提起过这个问题。她和我一起生活以来，我们俩之间也没涉及过这个话题，所以我对她的家庭矛盾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紧张。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但通常的话题从不涉及她读的书，聊的是年轻男女爱谈的那一类事情。在我看来，她对我的严厉批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而已。能够引起我们俩产生共同兴趣，并能采取一致行动的，只有看电影一件事。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到池袋的文艺座去看通宵电影，一般是连续上映五部东映拍的警匪片。那时，鹤田浩二、高仓健、藤纯子是电影界的主要明星。能够经常去那里看电影，是我感觉到的她的最大变化。过去她演戏剧时，我常听到她这样断言：“除了印度大导演高达尔的彩色电影以外，哪能算得上电影？”
优子搬到我的公寓住后，桑野仍然经常来玩，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优子在我这里寄居的事实。“啊，好久不见啦！”初次在我这里相逢，他只是这样打个招呼，什么也不多问。优子也用同样的话和他寒暄一句，然后拿出啤酒，加入我们的谈话中来。过去我好像没见桑野喝过酒，这时他也非常高兴地举起了酒杯。“经商真不容易呀！”他感叹地说，“现在因为工作中要应酬，有时不得不喝点酒。”那时候我已经不喝啤酒了，因为我要控制体重。我并不是为体重发愁，我是轻量级，当时的体重是六十一点二公斤，只要注意控制不再超过四公斤就行。在聊天中，我们从来不提闹学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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