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话不代表什么。一个正常的爆炸装置或地雷都会把他的脚给炸了，也可能是他的腿。”我思考着爆炸的那一刻，然后又想到了这儿用到过的反坦克武器，一个真正古怪的念头跳入了我的脑海，“除非它是一个‘弹跳贝蒂’。”
“一个‘弹跳贝蒂’？”
“一种军用地雷。”
“告诉我那是什么玩意儿。”
“它们非常普通……很小……用肉眼很难发现，尤其被掩饰后。你把它塞到地下，让它们竖起来大概两英寸。当它们被启动后，会引发一场小的爆炸，爆炸装置会因此跳到空中三英尺的地方，然后炸开。”
“范搏格有可能会踩到地雷吗？”
“它们出厂时就被设成了压力引爆。但是它们也能被调整成为绊线引爆，或者是命令引爆。”
“因此就会——”
“是的——会那样。一个家伙去街上观查，当范搏格手接触到门把的那一刻，他就玩完了。”
“上帝啊——对那样的东西，你通常都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我想那恰恰就是关键点。”
“什么关键点？”
“他们的通知——我们不能。”
她点点头，然后建议道：“但是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一些我们忽略了的事。我不认为……”她朝那辆报废了的宝马看了一眼，接着说，“反坦克武器……‘弹跳贝蒂’……这是我们在谈论的军事硬件。”
“以及……？”
“以及这些人是从哪里得到那些玩意儿的，对吗？”
——对啊。
接着，珍妮冲过去告诉米尼最新的灾难、我们关于灾难中使用的武器的猜想，以及从新线索的角度上看这些意味着什么。
我被留在原地无所事事，于是把手机从口袋里抽出来，今天第一回开机。手机屏幕显示有人在703号区域给我打了十次电话。顺带说一句，中情局就跟军队一样，是报告链条中重要的一环，总是及时联系。当然了，作为一名律师，我已经习惯了独自工作，自己决断，除了对我的客户和法律公文，我不对任何人负有任何责任和义务。我还不太习惯重新回到这条服从命令的链条上来。
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决定克服自己的不情愿，去致电菲丽斯。在公开的电波中，我的话显得那么像是一场惊人的异端邪说。但是随着三辆直升机在我头上广播，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自家门前被炸得不成样子，能否保密已经成了我们最小的焦虑，在我看来。
菲丽斯的声音听上去很是恼怒，她废了不少口舌提醒我我不是办这个案子的唯一的人云云。然后她耐心地听我汇报最新的情况。她问了不少问题，有些我可以回答，有些我不能。最后她评论道，“好吧，我没有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傍晚了。”
我试着回答她：“那么9 ·11之夜呢？”——在9 ·11那天傍晚，最糟糕的都结束了，除了震惊、葬礼、清扫，和复仇。而这些家伙们并没有从那一天里走出来。实际上，最糟糕的可能即将到来——我评论道，“嘿，也没有比今天早上更热的早上了。”
“今天早上的事只是两道主菜之间的小菜。”
“不错，”我提示道，“我们应该预测一下下一场袭击，好开始生气勃勃的明天。”
“如果你认为这些人是可以被预测的，那么你就想错了。”
“你在意奖金吗？”
“不，我不关心。”她换了个话题，注意道，“非常让人困惑。很显然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杀死玛瑞尔·本尼迪克特，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认为看上去是这样。就像贝尔克内普，他是总统的一名心腹，假定他的职责……好吧，明天早上白宫的新闻简报上肯定会有一条重大消息的。”
“确实。现在，你怎么看待范搏格的？”
问得好。在任何刑事案中，人际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当这些关系都是属于你的时候，它们就是无法替代的了。因此我认真思考着她的问题，还真是挺棘手的。
就我所知，菲利普·范搏格法官从不与任何人亲近。虽然诽谤一个已经死去的人让我觉得良心不安，但以下却是事实：这个人是个刺球似的人物。他大概七十岁，从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可以算得上是法学精英，辅助过两任总统。但每一位总统似乎都不太情愿被他辅助。舆论界通常给予他的评价是：细致、微妙、乖戾、难相处，而且反传统，新闻界的人把他称为“穿长袍的坏家伙”。他总是在法庭上对所有的律师们吹胡子瞪眼（哦，他们可真不幸），甚至是对那些正在讨论他感兴趣的案子的律师们。
美国酒业联合会可能会以抽签法发售去他的墓地的票——好让那些喝多了的人去他的墓碑上小便。他的法律意见也是不理智的。他因为写作针对无论是对弱势意见还是主流意见的无礼的反对书而著名——或者说臭名昭著。他的八个同事会非常乐意把他架去一条僻静的后巷，再把他狠揍一顿。不然就得当心被他臭揍——实际上跟他相处的滋味就等同于挨揍。而现实生活中，范搏格的死对于很多人来说会带给他们一场悄悄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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