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竟然还没掉线，我能听见凯特在里面尖叫。
“嘿。”我说。
“杰森，你没事儿吧？”她已经歇斯底里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好，宝贝儿。”
“杰森，上帝啊，你出车祸了吗？”
“别为这个担心，亲爱的，我一点事儿也没有。我很好。一切都棒极了。别为这个担心。”
四十五分钟之后一辆亮红色的拖车开了过来，车身侧面漆着“M.E.沃尔什拖车公司”。司机朝我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写字夹。他个子很高，宽肩膀，下巴上留着乱蓬蓬的山羊胡。头上裹了一条大手帕，在脑后打了一个结。他有一头带着灰色斑点的褐色头发，很容易让人想起鲱鱼来；身上套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上面印着“哈里?戴维森”。
“嗯，惨不忍睹。”这位老兄说道。
“谢谢你能来。”我说。
“得了，”哈里说道，“让我猜猜。你开车打手机了？”
我眨了眨眼，只迟疑了半秒钟，就驯服地说：“对。”
“那他妈的可很危险。”
“对，一点不错。”我说道，好像没有手机这东西我也照样能活下去似的。不过看样子他对手机不怎么感兴趣。他肯定是位开拖车跟摩托车的主儿，说不定有台接收私人电台的收音机，买“红人”牌儿的嚼烟和“Allman Brothers”的CD。这种人会把卫生纸塞到汽车的手套柜里，修草坪的时候会发现自家汽车停在上面，还一个劲儿地以为美国国歌的最后几个字是“先生们，把引擎点起来”。
“你没事儿吧？”他说。
“是的，我很好。”
他把拖车倒向我的车，然后把底盘降了降，让绞盘钩住我的讴歌轿车。他按了一个键，启动了电动滑轮之类的东西，就这么把我的车从沟里往外拖。幸运的是，我们所在的路段算是人迹罕至——这是我从弗雷明汉的办公室回到马斯派克家里的捷径——所以呼啸而过的车辆并非很多。我注意到拖车的一侧粘了一条纸带，上面写着“支持军队”，另外挡风玻璃上也贴着一张黑白纸带，大意是关于战俘和战时失踪者的。我给自己留了个心眼儿，绝不评价伊拉克战争，除非我想让那家伙的大手把我的喉咙给捏碎了。
“爬上来。”他说道。
拖车的驾驶室里有股雪茄和汽油的腐臭味，仪表板上贴着特种部队的贴纸。我对那场战争的感觉慢慢变得朦朦胧胧的了。
“你有经常去的修理厂吗？”他问。卡车液压器轰轰隆隆地响着，我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
我有个对修理很在行的朋友，他一定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修理厂。而我本人说不定会把液化器和驯鹿搞混了。“我不常出事故。”我说。
“嗯，你看上去不像会躺到车底下自己给车换油的人。”哈里说道。“我知道一个修理厂。”他说，“离这儿不算太远。咱们最好是去那儿看看。”
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说话。我想跟他套套话头儿，但试了几回之后，发现那就跟把湿火柴打着火一样难。
正常情况下我跟谁都能聊得开，话题随便定，体育、孩子、狗狗、电视秀，随便什么都行。我是个销售经理，给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电子公司干活。这家公司跟Sony、松下平起平坐。我所在的部门做那些非常惹眼的纯平LCD、等离子电视和显示器，都是些人们热衷的玩意儿，非常酷。我发现要想当一个优秀的销售代表、一个真有本事的家伙，必须跟谁都能谈得来。我就是这么个人。
然而这个家伙根本不想聊天，试了一会儿之后我也只能作罢。我怏怏地坐在拖车的前座上，享受着一位地狱天使给我开车。车厢的乙烯基内饰上到处粘着口香糖、焦油和别的恶心东西，我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别让我那身昂贵的灰黑色西服粘上了。我感觉了一下自己的肋骨，安慰自己说幸好没断——实际上连一丁点儿疼痛也感觉不到哩。
我往仪表板上贴的东西看了一眼——那是一张特种部队的贴纸，和一条印着“星条旗永不褪色”的贴花纸旗。过了一会儿，我说：“这卡车是你的吗？”
“不是，我的哥们儿开了家拖车公司，我有时出来帮帮忙。”
这家伙的话多起来了。我说：“他在特种部队待过？”
长长的沉默。我怀疑在特种部队待没待过这样的问题是不该问的，否则他可以回答我，但马上就会把我干掉。
我正要把问题重复一遍，他说：“我们俩都是。”
“哈。”我说，之后我们俩又都陷入了沉默。他把收音机扭到了球赛频道。红袜队正在芬卫公园球场跟西雅图水手队打球。两边势均力敌，谁想得分都很困难，所以比分一直很低。真是场刺激的比赛。我喜欢在收音机上收听棒球赛。我家里有台大个头儿的平板电视，是在我的公司买的，所以打了个“亲友折”。在高分辨率电视上看棒球赛感觉确实很棒，但那跟听收音机可没得比——听吧，棒子打中球时的脆响，观众的尖叫，甚至还有那些汽车玻璃的广告，一切都太经典了。解说员操的那口调子还跟我小时候听的一模一样，说不定从我刚去世的老爸小时候起就是那个味儿了。他们声音干涩，带点鼻腔，就像一双穿旧了的运动鞋，舒服、熟悉，又合脚。他们说的全是老掉牙的词儿，什么“高——腾——空——球”，什么“边角的跑垒员”、“挥棒！漏了！”我喜欢听他们冷不丁地尖声大叫起来，激动地喊着“回跑！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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