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水穿刺术？”
“你知道，就是胎儿先天性异常测试。”
“哥们儿，你看问题太悲观了，不是吗？”我说，“凯特离三十五岁还远着呢。”
“医生们说得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种问题似乎应该是夫妻之间的私房话，不过我感到惊讶的是法斯蒂诺竟然会关心我们这个。“医生的原话是‘怀着最好的希望，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说，“你漏掉了前半句。”
“我这是直切要害。”法斯蒂诺说。
凯特的怀孕是我升职之后的两个月内最大的喜事儿，不过喜事不只这一件。我们终于从贝尔蒙特的小房子里搬出去了，迁到了剑桥。布拉托街的房子虽然是凯特所心仪的，但我们还是一所也付不起。不过我们在紧挨布拉托街的哈利亚德街找到了一所美丽的房子。这所房子是维多利亚时期修建的，几年前归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所有，并被他翻修过。后来那位老兄跳槽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房子里的许多地方都需要更新，比如通往二楼的楼梯上的地毯就已经磨得不成样子了。最终我们决定还是以后抽出时间来做这些事。
因为凯特迫不及待地要搬进剑桥，所以在处理贝尔蒙特旧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把它的价格定低了，房子刚挂牌儿两天就让买家抢走，所以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住进了新居。凯特高兴的样子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了，这也让我心情非常舒畅。
信不信由你，在剑桥这样的地方谁家都没有车库，所以我们就把两辆新车停在停车道上。我把那辆经过大修的讴歌轿车卖掉了，换成了一辆崭新的梅塞德斯SLK 55 AMG跑车。凯特极不情愿地卖掉了她那部年岁久远的日产Maxima，换成了雷克萨斯SUV混合动力车。她说她买这车只有两个原因，一是省油，二是环保。而我买下梅塞德斯的原因是它的外形实在是太酷了。
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或许有点儿太快了。
现在几乎每天早上我都要跟科特晨练。除了去他的健身馆外，我们也会光顾哈佛体育馆，或者就干脆沿着查尔斯河岸跑步。科特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我的私人健身教练。他告诉我说必须把我的大肚子减掉，进而练出强健、凶悍的身板子。一旦我的自我感觉好起来，别的什么事儿也就顺理成章了。
他当然是对的。两个星期之内我就掉了十磅肉；两个月以后，我减去的体重总共是三十磅。我不得不考虑买新衣服，凯特对此欣喜不已。她认为这是一个让衣柜更新换代的好机会，我以前从“男士衣柜”买来的西装早就该扔了，如今要换成“波士顿的路易斯”的高级货。那些衣服的尺寸是欧码的，叫人看了半天也摸不着头脑。衣服的内衬都绣着意大利设计师的大名，不过那些稀奇古怪的名字我是一个也读不出来。
科特对我的饮食习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说我吃的是慢性毒药，早晚有玩儿完的一天。他建议我吃高蛋白、低脂肪同时含有高质糖的食品，鱼、蔬菜尽量多吃。我的午饭从此断绝了茄子干酪三明治和橄榄油面包三明治。我不再拜访那位抽大麻的朋友格拉汉姆，从此跟大麻断绝关系，因为科特信誓旦旦地说那是个恶劣的习惯，而我需要保持健康的体魄。健康的精神，健康的肉体，他是那么说的。
他强迫我每周至少爬楼梯上班一次，不能乘电梯。“那是二十层楼啊。”我叫苦道，“你肯定是疯了。”有一天早上我试了一次，结果进办公室后第一件事是赶快换衬衫。但练了一阵爬楼梯（包括下楼）之后，那二十层楼的高度渐渐地不那么残酷了。要知道如果一个人患有电梯恐惧症，时刻提心吊胆，生怕关在那口竖着的棺材里出不去——那种罪也是够你受的。
我的全新转变让凯特兴奋得浑身战栗。她早就决定妊娠期间一定要吃最健康的食品，而现在我和她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她跟那个叫科特的家伙虽然还没见过面，但她喜欢他为我做的一切。
当然了，她只知道这一部分而已。
在我的新办公室里——它比以前的大多了——我把军事主题的商场励志海报上了框，贴满了墙壁。其中一幅是身穿迷彩服、面涂迷彩妆的狙击手伏在地上朝着镜头瞄准。海报上有一个大写的词：“勇气”。下面是一行小字：面对危险沉着冷静，是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另外一张海报上是一群士兵站在一辆坦克上，上面的字写道：权威——胜者拥有最高的权威。此外还有两张海报写的是“坚韧”和“忍耐”。也许有人觉得我这么做有些做作，其实我只是想看见它们的时候给我涨涨心气儿。
到了工作上，我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这就好像是我打棒球每一次挥棒打出的都是全垒打，打高尔夫球每一次推杆都是一杆进洞，打篮球每一次三分投射都是空心入筐，我的手热得发烫。这叫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即便去买我的梅塞德斯的时候也能随便就碰上个大买卖。
一天上午，我坐在阿尔斯顿的“哈里?贝尔金”梅塞德斯专营店的豪华休息室内，准备提车。我在真皮沙发上坐了大概一个小时，一边喝着从咖啡机接来的热牛奶咖啡，一边欣赏休息室内的环绕立体声电视。当时的节目是《与雷吉斯和凯莉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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