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审问还是这么客气，我点点头，并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我清楚地知道手心里的汗并不是因为房间太热所造成的。
请问你认识一位叫巴比洛？ 弗兰斯朗？ 德蒂尔金斯？ 贝拉斯克斯的西班牙籍男子吗？
什么？
我的英语并不差，但像是姓名的那几个单词我却没能弄清，因为太长了，这些个字足够给十几个中国人起名字的了。
名字有些长，我们就叫他巴比洛好了。
我去过不少欧洲国家，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西班牙。但如果每一位遇到的人都没有刻意隐瞒的话，我应该不认识一个名字这么长的人。
记不得了，应该不认识。
直到那位警官拿出照片之前，我一直都在认为这或许是他们找错人了，贝克街可能住着一位与我同姓的中国人，毕竟刘在中国是个大姓氏。可是不能逃避的就是，那相片中的脸我再熟悉不过了，昨天还在一起呆了一整日。没错，死者就是那个临时替工的酒吧伙计。
我认识，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住在沃金，甚至于我根本就没有出来它由西班牙口音。
我急于辩解自己的清白，激动得离了座位想要站起来。在膝盖还没有完全伸直的时候，就感到两肩传来一阵剧痛，持械的警官用枪托把我又压回了椅子上。
刘先生，我们不会冤枉什么人，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杀人犯。如果你想洗脱嫌疑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与我们警方合作。顺带一提的是，对于过分激动的人，这里有专业人士会处理。
片刻的宁静过后，我的心情得到了一丝平和。
怎么样，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更详细的情况吗？
我喝了桌子上的那杯咖啡，尽管并不能确定那是否为我而准备的。其后便尽量保持心平气和的语气，讲述了昨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记录员写下了我的每一句话，我只希望我的蹩脚英文不会出么表达错误的情况。
你说你丢了随身的口袋，得到了一个鸢尾花箱？
是的，把我带来这里的那三位警官都看见了。
好，我们会核实的，你还能记起是什么电影的摄制组吗？
我的英文不好，只听得“欺骗”，之后的单词发音已经记不得了。
你说你昏迷在了地下室的仓库里，那大概是几点钟？
应该是七点多的时候，我听了整点钟声才离开的，之后因为下雨又再次返回。
我们假设你在仓库里呆了半小时之后昏迷，可我们的取证员说旅店老板是在十一点半前后看见你回去的。这期间的几个小时里，你足够往返沃金作案的了，而且经初步的死亡鉴定推测，死者就是在十点左右的时候遇害的，时间上来说，你没有不在场证明。可有什么人看见你躺在地下室？
不知道，我原以为是酒吧伙计发现的我并找人送我回旅店的。
你说找人送？
对，旅店老板说我是被那个区上三个流浪的孩子送回去的。
你认识那三个孩子吗？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紧张烦躁的情绪使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热。我申请用下洗手间，审问我的警官表示同意并派了两个人陪同，其中的一位还是拿着两用步枪的。
警察局的自来水很冷，像是有人故意这样设计一样。好让头脑被审成浆糊的人能尽快清醒过来。
回程中我试图询问心中的那个疑惑：
我可以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怀疑我的吗？
从程序上来讲，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死者的手里有半边护照页，经我们核实，是你护照的第七页。
我的护照，机票，健康证明书，连同我的头痛药在三天前就丢失了。这在刚才我已经说了。
你可有去警局报案？
因为没有现金或贵重物品，所以我没有在当地报案，但是我今天一早有去中国大使馆报失我的护照。
对不起，这种说法在这座建筑里行不通。
我之所以没有去警局，是因为之前丢过东西去报案，但结果并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回程的日子就要到了，我没有那个闲工夫。
我们的同僚会一件一件地替报案的人找回失物，如果这其中给您带来了什么不便之处，我们深表歉意。但是，这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听了如此官方的说辞，我也只好闭上嘴，不再言语。
走过廊道的转角处，看见本应该留在审讯室里的三位警官正急冲冲地向我这方向走来。
刘先生，我们现在正式拘捕你。你从现在开始可以保持缄默，明天一早交由上方审理。
为什么会这样，我的脑袋就像被钝器猛敲了一记。完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感。原只以为这件事会很麻烦，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整个人已经无法站稳了，只好向墙边摸去。
十分钟过后，我坐在墙角抬头看着那“噩耗传达官”问道：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拿了你刚刚用过的咖啡杯去化验，证明了在案发现场所找到的大量指纹与你的完全吻合。而且，你给的口供中，我们查到近期并没有一部和“欺骗”有关的电影会在伦敦的贝克街取景。
从前看到的监狱，都是隔着一个屏幕的。如今真的坐在坚硬的床板上，靠着冰冷的墙，惨白的月光透过漆黑的铁窗在水泥地上写出几道条状的冷光。我谢绝了看守递过来的香烟，低头看着棕色的囚衣，回想着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我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白领人员，就因为丢了一点东西，没想到就落到这样的下场，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我除了有些头痛之外，根本就做不出任何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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