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摇头，惨白的脸上浮起同样惨白的笑容，“当时不觉得疼痛，”他说，“当时只顾对付抢我箱子的人去了。”
我大吃一惊：“抢我箱子的人？”难道他手背上的伤痕不是作为“抢劫者”而是作为“受害者”留下的？当我忍不住说出我心中的疑惑时，他点点头。我越发吃惊地问道：“当初抢你的人，难道就是后来拉你走上绝路的那帮人？你怎么又与他们成为兄弟伙的呢？”
我一边问一边给他点燃香烟。在缭绕的烟雾中，他给我讲述了从“受害者”到“害人者”的过程。
说实话，这类故事并没引起我太多新鲜的地方，原本善良的人因为某种原因转变为恶人的事例，大千世界比比皆是。但是，故事中那只旅行箱却引起了我的注意，箱子的主人不知道箱子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江龙利由“受害者”变为“害人者”的呀。
那么，他那只箱子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当我问起旅行箱的来历时，江龙利脸上顿时现出一种怪异的神态，匆匆地回避道：“对不起，我想睡觉了。”
我虽然不相信一个生命仅剩十多个小时的死囚此刻还有心情睡什么觉，但是他的态度却越发坚定了我心中的疑惑。望着他故作低沉的眼皮，我只好采取曲线方式，一边翻看着判决书一边对他说道：“那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你出生在1975年7月15日，现在是1997年7月下旬，是你二十二岁的生日。虽然早已过了生日天了，但还没超出一个月。”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手背，“你明天上午就上路了，今生今世，让我给你做最后一次生日吧。”
逝水流年：旧情“讨”债(9)
我站起身，离开死牢，找到管教干部，由我本人出钱为死囚江龙利单独做了几个好菜。
做生日的举动在四个多小时后产生了效果。
那时候已经过了午夜。
于是，在1997年7月下旬一个雾气浓重的凌晨，我听到了一则讨债人的故事。从那只神秘的旅行箱开始，这个故事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一样溯回那座山清水秀的江桥村。我惊骇这个故事的传奇性，也惊骇这个故事的种种不可思议性。在江龙利诉说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地摇头，似乎想说明他的诉说不是真的。问题在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江龙利的生命仅剩几个小时了，他有什么理由要说假话呢？此其一；其二，这个故事中涉及到的许多社会真相，远远不是江龙利这样低档次的死囚编造得出来的。我问道：“桂姨、杨秘书他们……后来与你有过联系吗？”
江龙利摇摇头，慢慢说道：“我一直担惊受怕，哪里还敢与他们联系？”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唉，有时候想起来，太可怕了。”他重新燃起一支烟，浓浓的烟雾将他惨白的脸孔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接着幽幽地说道，“我抢了这么多人，犯了死罪，确实该杀……唉，死就死吧。枪毙了，就当睡着了；睡着了，我就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我默默地退出死牢。
我本来还有若干的问题想问他，却终于忍住，将满心的疑问融入死牢外面黎明的黑暗中。
当日上午，死囚江龙利被执行了枪决。
红影背景：阴谋“画”策(1)
这是一篇关于记者的故事——准确地讲，这是一篇叙述阴谋的文章。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记者有了无冕之王的别号。每当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某些行为不端的高官政要在那些无孔不入的记者们的穷追猛打下，被迫向公众检讨或辞职时，无冕之王焕发出的耀眼光环与巨大能量往往使我们眩晕。
那么，在鲜花环绕的无冕之王的行列里，为什么会出现走向绝路的阴谋家呢？
1 逃亡路上的“画”策
1972年11月21日，元白出生在重庆市璧山县一个叫新桥的小村庄。还在元白读小学时，《重庆×报》社一位负责农业新闻的年轻记者在当地几位干部的陪同下光临新桥村。若干年以后，元白依旧记得那位记者将温暖绵软的手掌盖到他的头上，顺口将一位伟人的语录从学校的墙壁上搬下来送给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年幼的元白当然无法关注到记者到底采访了一些什么内容，但是，给他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位年轻的记者居然能够“调动”当地有头有脸的干部围着他身前身后不停地做谦虚状，须知，众多的乡下人包括元白的父母在内，都曾经遭受过干部们双手背在身后、两脚踩着方步的大声教育。于是，记者很厉害的种子就这样埋到元白幼稚的心田里。
很遗憾，元白尚未读完小学便离开了学校，握起猪草刀走向艰辛的维生之路了。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元白在渐渐地长大，而多年前的那个记者梦却日渐萎缩成一块血痂牢牢地贴到他的心壁上。
正因为有了这块血痂，才有了元白后来的记者生涯（后文将有叙述）。
1993年初，已经二十一岁的元白早已忘却了那个久远的记者梦，漂泊到大都市重庆，做了重庆××公司的业务员，实际上就是临时推销员。也许是童年时期那位记者留在他头上的温暖深刻地隐藏到他潜意识里的缘故，成年后的元白保持着一个在众多的低学历打工仔中非常特殊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发现《重庆×报》，他都会想方设法弄到手，如同旧式祠堂里的族长捧读家谱一样，津津有味地从报头读到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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