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31日上午，被重庆中院判处死刑的王毅转入死牢里。这一次，最后一点有限的自由都失去了：他被钉上铁镣、戴上手铐。
看守所指派了两名服刑犯人照看他。按照看守所的监规，那两名犯人将轮流照管他的吃喝拉撒睡，也就是说，从3月31日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一双眼睛“照顾”着他。
按照法律程序，无论当事人愿意与否，中级法院在作出死刑判决后，都会上报到高级人民法院复审，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因此，许多在中院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中院的上报材料或是当事人的上诉材料到达高院复审时，经重新量刑改为死缓的案例，也屡见不鲜。
与王毅关押在死牢里的，还有一名死刑犯。
王毅当然不会放弃上诉的权利。
在外面，他的亲人为他聘请了律师。
在死牢里，那种活下去的求生欲望使他变得异常的勤奋起来。死牢里有一本《刑法》，自从他一跨进死牢那天开始，那本扔到屋角已经变得潮湿的法律书，成了他每天必读的专用书籍。他几乎是一条一条地研究着那些法律条文，再对照自己的犯罪过程，一款一款地套进去……
那么，怎样才能由死刑改为死缓呢？
大家都知道，死缓就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定义，一般而言，两年后，死缓犯人都能改判为无期，就意味着活下来了。
现在的王毅，只祈盼一个虽然同样残酷但能够苟活的死缓。有了这种思想意识，有了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王毅，这位平时对所有的文字都不感兴趣的囚犯，如今对毫无生命力的文字特别地敏感。临上路的头一天晚上，他当着我的面将判决书上的全部内容，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
这是后话。
给他最大启发的是那位与他关押在一起的死刑犯讲的故事。因为同为死囚，彼此之间最感兴趣的话题便是如何由死刑改为死缓。
那则故事说的是清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一位杀人犯被判秋后立斩。该死囚的家属找到当时在浙江颇有名气的一位绍兴师爷，请他设计一条活路。那位师爷调来案卷一看，然后伸出一个指头，意思是只出白银一千两，只须改动一个字，斩头就可改判为流放。等一千两白银落入腰中，师爷提笔在案卷上将用刀杀人改为甩刀杀人，杀人的性质立刻就变了：前者是蓄谋，后者是过失。结果，该死囚果然由秋后立斩改判为流放边塞。
双脚“踩”地狱(4)
“兄弟，”王毅问道，“你是干什么打倒（被捕）的呢？”
“六二六。”对方答道。
每年的6月２6日是国际禁毒日，他们内部的行话称毒犯为六二六。
对方说：“按数量，我是该飞钵钵（脑袋），我上诉的理由是毒品的纯度不够。”接着，他万分感慨地说，“要是真的改判为死缓，我就是一辈子做牛做马，都不再去卖什么药（毒品）了。”
受到那则用刀杀人与甩刀杀人的故事的启发，王毅开始细细地审查重庆中院的判决书了。
在此，我们没有必要用异样的眼光与心态来看待死囚们的垂死挣扎，毕竟，活着，活下去，是动物界每一种生命的本能。
话题回到本文的第一章，就是我摘录的重庆中院的那一段判决书文字。
在阅读了那一段文字后再来看王毅的上诉理由：
首先，他那天晚上不是“窜”到重庆某厂伺机作案，而是去找过去的同事玩。在宿舍楼下“偶然”碰到李某的女朋友木旦，才“油然”想起李某尚欠自己的赔款，便跟随木旦进入她的房间，理由是寻找她的男朋友李某，至于挎包里的钱物，那不是抢劫，而是“抵押”。
——这是用刀杀人与甩刀杀人的现代翻版。
其次，他用水果刀不是“刺”了对方二十余刀，而是“动”（王毅的上诉材料上特别注明此字）了对方十多刀。
——“刺”是用刀直击，“动”则是将刀身贴到对方的皮肤上滑动，只是起威胁作用。
最后，他威胁对方时不是说：“不准吼，吼就‘杀’死你。”而是说：“不要吼，不然‘动’了你。”
——前者的态度是穷凶极恶，后者的态度是装模作样。
等等。
待上诉材料交上去后，剩下的便是漫长的等待。
死牢里有很多忌讳。事实上，这是死囚们的迷信。诸如睡觉时，鞋尖不能朝着床铺，要朝着大门，寓意有希望得到改判，活着走出去；抽烟时，不能一口气将整支香烟抽完，要留下一段，重新点燃一次火，寓意将得到第二次生命……
1997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死牢门突然哗一声拉开，一束灿烂的阳光照射进来。一位管教干部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在他身后，站着两位持枪的武警战士。
死牢大门平时很少打开。死囚们心里清楚：只要死牢大门一开，要么活着（改判）出去，要么钵钵飞了（枪毙）。因此，在开启死牢大门的一瞬间，在咣当的金属撞击声中，那种生与死的切身感受，那种惊心动魄的内心震撼，恐怕除了死囚们自己，其他人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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