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犯人说：“我早先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两只蚂蚁是一公一母，绝对是两口子。既然是两口子，哪里会白天晚上地呆在家里呢？现在正是自由市场活跃的时候，两口子肯定是手牵手地买菜去了。”
王毅放下手中的“家”，想了想，一双眼睛在他们两人身上扫来扫去，小小心心地问道：“你两个给我说句老实话，我到底有没有改判希望？”
“有有有。”两个犯人异口同声地说，“有希望，有希望。”
双脚“踩”地狱(6)
王毅立刻笑将起来，他擦去眼角的泪花，一张脸重新兴奋地涨红起来。他问一位犯人：“你老家是哪个地方？”
那个犯人说了一个山区地名，顺口补充道：“我老家山涧（闭塞）得很。”
王毅赶忙说道：“山涧的地方空气好。对了，你好久出去（刑满）？”
“明年八月份。”
于是，王毅给对方提了一个要求：对方刑满后，帮他到那个山涧的山区打听一下，可不可以“非转农”到那里当农民？
在他兴奋起来的想象里，既然各种预兆和预言都如同那束灿烂的阳光一样通体透亮，那么，他的改判无疑是会实现的：由死刑改死缓、由死缓改无期、由无期改有期……等到他出狱后，他就到那个山清水秀的山涧地方落户，种一块田，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就像早先那对蚂蚁夫妻一样。
“王同改，”对方拍着胸脯，豪气地说，“我一出去，立刻就给你打听。我估计，现在进城当工人都容易，你要到乡下当农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王同改，”另一位犯人说，“等你落户农村后，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些牢友哟。”
“不会不会。”王毅满脸的兴奋之色，“到时候，你不来玩，我还要生气。”
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乡村美景，在1997年7月1日的上午，永远地定格在王毅的心中，这幅虚幻的生存情境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成为他们每天必谈的内容。作为死囚的王毅，没想到那些在自由世界里根本无暇或不屑谈及的山涧生活，现在说起来，居然会成为他的终极追求。
但是，黑色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
1997年7月中旬的某天下午，死牢大门突然哗地一声打开了。还没等王毅从胆战心惊中稳下心来，管教干部依惯例严厉地喊了一声：“王毅。”
“到。”王毅条件反射般地答道。
一位照看他的犯人在他耳边轻声说道：“改判了，改判了。”
紧跟着，从大门外冲进两位身强体壮的犯人，一人架住王毅的一条腿，将他脚不沾地地抬了出去。
看到王毅是被这样一种架势抬走的，早先那位说“改判了”的犯人立刻调头对另一名犯人轻声耳语道：“他上路了。”
5 双脚“踩”地狱，两手“抓”人间
1997年7月下旬的某天下午四点多钟，死囚王毅转场到另一个看守所。在这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对他宣读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37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了他和律师的上诉，维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决定对他执行死刑。
我对死囚王毅感兴趣并非他这个案例的本身，而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说实话，在我“送上刑场”的若干名死囚和为他们写下的若干份遗书中，无论是男死囚或女死囚，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他们在临到生命终结时表现出来的轻视，都会使我产生深深的悲哀。
当高院的法官宣读完裁定书后，王毅立刻虚弱地瘫倒在地上，最后是被人抬到死牢里去的。
当我出现在他面前时，看到他上半身无力地靠着墙壁，失神的双眼里蓄满了泪水。很快，那泪水便如断线的珠子滚滚而下，他喃喃地细语道：“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样与他交流。面对这种情况，我似乎只有用“茫然无措”这句话来形容。犹豫了一会儿，我还是在他面前坐下来。我没有问他留不留遗书，遗书留给谁？我知道他还没有从虚弱的情绪中回过神。于是，我从他手里轻轻地取过四川省高院的裁定书，细细地看起来。一会儿，一双惨白的手出现在我专注的目光下，手腕上钢铐的冷光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骇然地抬起头，看见王毅正眼泪汪汪地望着我，他的目光是如此的柔和。我想，这哪里是抢劫犯的目露凶光呀？！然而，他又是货真价实的抢劫犯啊，一个不仅入室抢劫、还将一位年轻女孩刺了二十多刀的抢劫犯啊！我先将裁定书还给他，又急忙掏出一包高档香烟扔给他。最后，我将一支烟塞到他嘴里，点燃火。我们的话题，就在这香烟缭绕中，在他对生命的无限眷念中，以他早先不断地低吟着的“我不想死”作开头，渐渐地聊了开来。
双脚“踩”地狱(7)
“我求你一件事。”王毅望着我，目光游移。
我伸出手，握住他一只冰凉的、有些微微颤抖的手，“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办。”
死囚王毅想穿一双新布鞋“上路”。他解释道：“我听他们说，穿一双新布鞋上路，来世变人就不会做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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