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文寿一如往昔地外出“上班”。在公共汽车里，他的毒瘾开始发作了。他急忙从烟盒里仔细地选出一支正品555烟，点燃火，狂吸几口。很快，那种症状消失了。没料到，文寿的一举一动被一位便衣警察看在眼里。常言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便衣警察一看文寿抽烟的过程，立刻明白碰到了一个瘾君子。等文寿下车后，一辆紧紧跟随在公共汽车后面的警车迅速地驶到了他面前。直到这时，文寿才醒悟过来：警察从他身上的烟盒里，搜出了两支混进“药”物的香烟。
但是，那位师兄呢？却突然从人间蒸发了。
那么，师兄姓什么？在哪里落脚？有些什么朋友？……
醒悟过来的文寿回忆起来，居然是一片空白。
涉世眼手：如“烟”似雾(8)
文寿沦为死囚的过程除了富有戏剧性，还有明显的悲剧性。
因无其他犯罪证据，警方只得将文寿作为一名普通的吃药人关押在重庆某看守所，强制戒毒。在牢房时里，他认识了一位叫木中的牢头。因为都是吃药人，两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1996年7月9日下午，一位因盗窃嫌疑被关押进来的新犯张某在进监舍大门时没有喊报告，作为牢头的木中立刻勃然大怒，他一边朝张某扑去，一边招呼文寿：“兄弟，上，教训教训他。”
“好。”文寿毫不犹豫地答道，紧跟着木中扑上去，将雨点般的拳头落到对方的身上。事后，经法医鉴定：张某全身广泛性软组织损伤，导致急性失血休克死亡。
1996年1２月10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6２6号刑事判决，认定文寿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
1997年8月19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634号刑事裁定书，决定对文寿执行死刑。
1997年8月下旬的某天深夜，我见到了死囚文寿。
作为死囚的文寿，完全没有自由世界里的人们想象的“吸毒者一身枯槁”的模样，这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文寿中毒不是很深，没有发展到用针头注射的地步，像他这种“轻伤”程度，倘若没有犯死罪，只需三到六个月的短期强制戒毒，便可恢复到正常人的状况；二是每一位吸毒者一旦脱离吸毒环境，断绝毒品来源，身心在短时间的艰难痛苦后，身体都会迅速地反弹，出奇地肥胖起来，然后再慢慢地恢复正常。
我与文寿谈话的切入口，就是从他的肥胖开始的。谈到后来，为了说明自己过去的体力很好，他便给我讲述了“将军不下马”的黄色故事。虽然，那个叫娜娜的小姐如一阵风似的从我耳边飘过了，但是，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师兄的影子。我问：“你说的那个什么老板什么师兄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文寿长长地叹口气，摇着头，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样子，“师兄？师兄！那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师兄啊，害得我莫名其妙，害得我不明不白。”
于是，在这天深夜，我听到了死囚文寿诉说的莫名其妙的故事。
“我没有想明白，”文寿望着我，“师兄会闪到哪儿去呢？没有我，他又到什么地方去找我这样的老实人充当他的眼手呢？”
文寿的问话使我想起这样一个场面：一位中年男人不经意地坐到一位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身边……我害怕地想，文寿当初不就是这样被师兄发展成眼手的吗？我心里禁不住划过一阵寒意。直到次日上午，死囚文寿被执行枪决后，我心里依旧一阵阵地发冷。
含苞“欲”放(1)
不久前的《中国市容报》上，发表了我的一篇随笔《初恋时，我拒绝了爱情》。编辑部除配发了一幅寓意深远的照片外，还特意编排了现今报刊上很难见到的醒目字体。
文章见报后，大约两个多月，编辑部转给我一封寄自米脂的读者来信——就是那个“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出美女的陕西米脂。信件是一位叫阿晶的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子写来的。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读到那篇文章的，因为《中国市容报》是一份行业报纸，发行渠道在城管系统。
阿晶是中学生，字里行间洋溢着她们在这个时代活跃的气息，比方说，她告诉我她的初恋的男生长得很“酷”，一日不见，她就会心情不“爽”。她给我提了许多不应该是她这个年龄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名作家，能够收到读者来信当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情。我准备给她复信。然而，当我将信纸铺到桌上时才发现，面对一朵沾满晨间清露的花蕾，我却要回答她开花结果的问题。我除了不习惯将一表人才说成“酷”、将高兴说成“爽”以外，我还不习惯或者不敢正视一朵含苞的花蕾提前“欲”放。
与此同时，我想起了勇才——一位死刑犯的早恋故事。
1 野山坡上的早恋：第一次含苞“欲”放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带着原罪的，即使这个人后来成为罪不可恕的死刑犯。
1974年4月11日，出生在重庆市巴南区的勇才，在一个叫小江村的山清水秀的地方无忧无虑地生活。这段开心的生活到他十七岁那年，因一位书包妹的出现戛然而止。书包妹是一个很广义的称呼，泛指从小学到大学的女学生。但在勇才的习惯用语里，书包妹则专指女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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