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6英尺以上的事实。
根据这样一种代码，如果他的名字出现在调查名单上，罗伯特·纳帕尔作为一
名可能的嫌疑犯就立即给排查出去了。因此，他不会在一个方便的日子去艾尔泰姆
警察局提供血样、照片和掌纹。
当我研究排查编码方案时，一下子就看出来，在建立排查参数的时候没有考虑
到心理轮廓描述的用途，这之所以造成了不幸，是因为一个心理轮廓描述的主要价
值经常就在于使潜在嫌疑犯的范围更加窄小，从而使警方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最有
可能的一些嫌疑犯身上。
最后，到1993年3月的时候，艾尔斯通行动调查和排查了近900名强奸嫌疑犯，
之后决定终止行动，因为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攻击行为。此时，调查人员又采取了39
0次调查行动，但仍然没有完成调查任务。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我在想。我知道事后发表评论很容易，我也是第一
个知道警方在调查暴力犯罪时肩负着压力的人，但是，看起来似乎有如此之多的警
示信号和线索被误判或者被忽略。萨曼莎和佳丝明·比塞特本不该被人杀死的。
我总在责怪自己，因为自己本可能做得更好的。强奸案的心理轮廓描述递交过
去之后，我本应该多加追问，多在意一些的。我知道自己的一些结论并没有为人所
接受，我本应该说：“听我说，这才是你们能够找到他的地方。检查一下你们的记
录，跟当地警方谈一谈。”我应该请他们倾巢出动，四处寻找，“否则我天天去你
们家插门，直到你们出来为止”。
罗伯特·克利夫·纳帕尔直到10月份在奥贝雷接受审判之前仍然在坚持声称无
罪，当时还花了数天时间进行法律辩论，看他是否在精神上有足够的健康水平接受
审判。5名精神病医生达成结论说，他有精神分裂症或类似精神病，但纳帕尔死命掩
盖自己内心的疯狂。
1995年10月9号，就在陪审团裁决他是否有足够的健康水平接受审判的几分钟之
前，辩护方决定在萨曼莎和佳丝明的案子中声称无故意杀人罪，但可在责任减轻的
前提下承认过失杀人罪。他还承认了1992年的一桩强奸案和两例强奸未遂案。
大法官胡珀先生接受了辩护方的辩护，说纳帕尔应对数起“恶劣”犯罪行为负
责，并对“公众形成了严重和现实的威胁”。他判令对他予以关押，“没有时间上
的限制”。
可悲的是，这个判决对萨曼莎的母亲玛吉·莫里森太太来说太迟了，她于3天以
前在阿伯了南方的家中去世。根据她丈夫杰克·莫里森这位退休的建筑工人的说法，
她从来都没有从“受难之地”恢复过来，因为她以如此难以接受的方式同时失去了
女儿和孙女。
莫里森先生赞扬警方，但说整个警察制度已经失败。“警方在整个调查行动当
中表现出色，但是，像纳帕尔这样的人本不应该带着杀人的自由在街上放任的。”
19 恐怖之屋：杀人者的天堂
搜查活动开始8天之后，在克伦威尔大街25号已经挖出7具尸体，克伦威尔大街
25号也被贴上了“恐怖之屋”的标签。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都关上书房门研究
弗里德里克和罗丝玛丽·韦斯特的讯问录音，希望在里面找到我有可能错过的东西。
我还能告诉约翰·班内特一些什么东西？
3月7号他打来电话，脑子里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尽管警方展开了广泛的调查活
动，但还是没有找到韦斯特的前妻雷娜·柯斯特罗，也没有找到最大的女儿卡尔玛
因。自1969年之后，从来没有人看到或者听说雷娜，当时，她据说是跟韦斯特一起
住在肯普雷附近的一辆拖车房里的，离格鲁斯特约有15英里。
卡尔玛因和她的妹妹安娜·玛丽一直跟她们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并于1971年搬
到了米德兰路25号。那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卡尔玛因的时候，当时她仅8岁。
“韦斯特先生对此有何说法？”我问。
“他说雷娜回家带走了卡尔玛因。”
“我觉得她们已经死了。”我悲伤地说。
“是啊。”班内特回答说。
我们两人都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此事。警方必须回到韦斯特生活过的
所有地方去寻找。这样一次行动的后勤费用和成本几乎是无法计算的。会在哪里结
束呢？有多少栋房屋必须拆掉？又会有多少工作地要去询问？现在生活在那些地方
的那些可怜的人怎么办？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在克伦威尔大街又找出两具尸体——第一具隐藏在侧屋
浴室地板下面，第二具藏在地窖里。现在已经找到了9具尸体，警方相信可以确认其
中5具尸体的身份。查找失踪人员是一项庞大的活动，一直查到了远到荷兰和德国。
一周之后，班内特又打来电话，极希望我回到格鲁斯特去。病理学报告已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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