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是否有审讯古曾科的原始记录，这些记录是他在叛逃初期关于埃里问题准确说法的最好证据。可看守古曾科的骑警队员已经去世，他的记录也没有存档，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销毁了。
英国情报部门档案中的证据仅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实性进一步复杂化。古曾科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彼得·德怀尔从华盛顿去了加拿大，听取他的交待。德怀尔每天给军情六处的伦敦总部发回电报，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怀尔的电报由秘密情报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菲尔比处理，菲尔比在第二个星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紧迫问题：沃尔科夫几乎在同时与英国人在土耳其接触。幸运的是，他请了当时的军情五处的同行罗杰·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见面。我们怀疑，这是一次巧合呢，还是他知道霍利斯是个间谍伙伴，并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搅混水，才做了这样一种安排？可是，我们从“维诺纳”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见古曾科时，克格勃并不知道格鲁乌在军情五处有一个间谍。古曾科所拥有的最明确最重要的材料是关于原子武器发展项目中有可能存在着间谍的材料，霍利斯的报告详细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几乎就是一个脚注。霍利斯断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古曾科弄错了，于是这件事就被埋掉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盖伊·利德尔却把这根线索挂在了脑海里，他在日记中对埃里的可能身份进行了推测。奇怪的是，直到利德尔的老秘书把日记交给我并请我保存，而霍利斯却下令将它销毁时，我才知道这一点。我再一次静下来思索，霍利斯下令销毁利德尔的日记是偶然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们设法从“维诺纳”中破译了一份新的电文，从而改变了“流畅”对埃里是不是“一张真清单”的评估。我们破译“维诺纳”信号的那个星期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开始的，这一天还收到一份给克罗托夫的电文，该发报人在电文中平静地讨论到，他要根据加拿大“邻居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宝贵的“阿根图拉”采取预防措施来进行保护。这显然是指上周在加拿大发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们已经知道，“邻居们”是克格勃用来指古曾科工作过的格鲁乌的一个暗语。克格勃没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国的任何间谍会被古曾科破坏。格鲁乌不知道克格勃的机密，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菲尔比在那里天天监视着所有预想不到的发展情况。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讯工作的尾声时，电文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那种轻松的调子消失了。克罗托夫收到了如何与他的间谍进行工作的细致而详细的指示。只有“丛林接头’方式才能采用，而且会面要尽量减少，如果可能的话，一个月见一次面。
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莫斯科中心为古曾科的证词之含义而突然变得担忧起来？古曾科实际上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鲁乌差不多立即对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并为那些他们担心会被古曾科出卖的人作了保护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怀尔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诉他的详细情况发回给了在军情六处伦敦总部的菲尔比，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克格勃突然开始变得很担忧。
答案在当时军情六处的档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电报送到菲尔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古曾科对代号叫埃里的间谍的描述，这或许是菲尔比第一次知道“军情之五”中有间谍的消息。我们在六十年代查阅了这份电报的原件，电报被折成四折，四周边缘很脏，仿佛曾在衣服里层的口袋里放过。菲尔比在收到电报两天之后签上“HARP”（菲尔比姓名的首字母）。显然，他在那两天之内取走这份电报，并把它给他在伦敦的俄国上司看了。档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电报都不曾用这种方法处理过。显然，就是这份电报在“维诺纳”通讯活动接近尾声时引起了俄国人的担忧。
我要求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对克格勃从伦敦发往莫斯科的全部通讯进行一次搜查。我们看不懂这些通讯内容。我们仅有的“维诺纳”吻合是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克格勃。萨德伯里告诉我，通讯总部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他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份特急电报，因为同一线路上往来的电报都已为它让路。意义很明显——菲尔比在收到军情六处关于古曾科对“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的描述的电报的第二天，发出了这份特急电报。
我们了解到伦敦曾经给莫斯科发过一封特急电报以后，就去寻找这份特急电报的回电。从莫斯科到伦敦这条线路上只有一份特急电报。我们一直无法确切地看懂这份电报。它的日期是在“维诺纳”通讯活动周的最后一天，由于它是以特急发出的，因而比其他的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要稍早些。一九六五年底，萨德伯里和我顽强地把这份电报攻下来了。我们猜测这份电报是对菲尔比那份电报的答复。我们把这种猜测作为一种破译的辅助手段。破译出来的电文内容是这样的：“领导已同意与邻居们商讨斯坦利关于他们在加拿大事务的材料。斯坦利的数据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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