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这种事找到我真让人哭笑不得。我搞的反潜探测系统正接近试验的关键阶段，我应该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上面，可现在，我也只得抽空在每天晚上和每个周末，穿过马尔科尼公司后面的荒野，到我那间已被弃置不用的尼森式小棚屋去。为了弄清这玩艺儿的工作原理，我折腾了两个多月。
我得先把那片薄膜修好。那玩艺儿的一个零件上盖有检验图章，从上面的日期来看，俄国人是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把它投入使用的，以便能赶在美国国务卿到达之前安装好。显然他们在这块薄膜上装有微型设施以固定薄膜，因为我每次用镊子时，都会把薄膜弄破。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败，我终于设法先把薄膜摊开，然后再把它固定起来。虽然很粗糙，但总算成功了。
我量了一下天线的长度，用各种方法探索这玩艺儿的共振方法。操作频率为一千八百兆赫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我把它坚放在一个地方，用一种音频信号发生器向它发出信号，其反应正像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信号不稳定，灵敏度很低。我花了四个周末，才弄明白那玩艺儿的工作原理与我们所想像的工作原理截然相反。我们原来都以为那金属盘要松开才能增加共振，但实际上，金属盘愈贴紧蘑菇状装置，整个装置的灵敏度就愈高。我把金属盘进行了调整，把发射信号打到八百兆周这一挡，这玩艺儿便开始发出响亮而清晰的声调。我欣喜若狂，立即打电话把这喜讯告诉了我父亲。
“我把那玩艺儿弄好了。”
“我知道了，”他说，“噪声差点儿没把我的耳膜给震破。”
我跟泰勒约好一个时间来看这个装置。他和卡明上校、温特博恩以及两位美国清查人员一起来了。父亲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马尔科尼公司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他叫肯普，是公司研究部主任。我把这玩艺儿装在房间里远处的一面墙上，又在隔壁房间里装了一台监听器，音频信号发生器的声音就能被清楚地听到，如同在现场一样。
我把调谐盘调到八百兆周，向他们讲解这当中的奥秘。所有这一切如此简单，使两个美国人惊得瞠目结舌。卡明和温特博恩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当时正值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两个出身名门的英国外交官在一九五一年变节投向了俄国人的怀抱，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因此，无论在哪方面，英国哪怕表现出一点小小的优势，对卡明和温特博恩来说，都将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我后来很快就知道了。肯普开始奉承讨好地说，马尔科尼公司迟早要签订合同来生产他们自己研制的窃听器。
“要多久才能用上这种装置？”卡明问。
肯普和我跟他解释说，为了保证质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时间来生产这种东西。
肯普对卡明说：“马尔科姆，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场地，或许还得安排一个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产品样品，不过事后你得设法搞到资金……”
“啊，我们不可能出钱的，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说，“财政部绝不会同意扩大秘密拨款。”
肯普扬起眉头。显然卡明不止一次地为经费问题争论，他总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设备。
“可是，”我斗胆插了话，“如果政府真有心要为军情五处和六处置些技术设施的话，那就得公开拨款。”
“你所建议的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卡明摇着头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着我看，仿佛他有了什么新点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去跟海军部联系，让他们在公开拨款中给我们一点儿援助，或许……”
这是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处理情报部门筹集资金问题的开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情报部门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改造，只得求助于军事部门。军事部门实际上是很不情愿这样做的，于是变得非常不耐烦。我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之所以很外行，这是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开始说服英国海军部承担研究这种新型话筒的经费。我紧急求见布伦德里特的继任者、海军科学局局长威廉·库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长而结实，有一头红发和一双明察秋毫的蓝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个出类拔萃的组织者，主意不少。战后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蓝带计划”模型。这个项目后来由于物资部首席科学家本·洛克斯皮泽的良心受到了谴责而被取消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克本人也对核武器的研制产生怀疑，尽管这是出于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他认为英国生产原子弹是很轻率匆忙的。他担忧，随着现代火箭技术的发展，海军会失去它应有的优势。我猜想，他或许还意识到，面对美国和俄国日益增长的优势，我们还热衷于搞原子弹，似乎有点荒谬可笑。顺便提一句，五十年代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我对库克说，这种新型话筒对情报工作也许会有预料不到的价值。如果海军部同意资助这个项目，那么以后它将使海军受益匪浅。我如此坦率地直述理由，使他会心地笑了。会面结束时，他同意从他的人马中抽调六人，并投资在马尔科尼公司建造一个专门的实验室，以便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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