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森科使中央情报局陷人了混乱。他告诉他们，他看过被指控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档案。他声称克格勃没有参与暗杀阴谋，并且在俄国没有同奥斯瓦尔德有过接触，尽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个绝密的UZ侦察机基地工作过。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诺森科的故事当中巧合的色彩太浓了，特别是后来发现他对自己在克格勃的级别和地位上撒了谎。但为什么要派他来？中央情报局使用了军情五处从来不能容忍的监禁和体罚来试图突破诺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在解开这个谜上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
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源“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怀疑也在加深着，他们拒绝透露他们的身份，仍旧在自己的职位上传递着情报。他们对诺森科的问题表现出诚意，仿佛想使美国人确信他是真实的，甚至极力支持诺森科所声称的假级别。但是如果“大礼帽”和“费多拉”是冒牌货，那么他们所提供的关于英国安全部门渗透问题的线索又是些什么呢？
“费多拉”曾提供过指向马尔特里的情报，使马尔特里受到了灾难性的迫害，尽管后来被宣判无罪。“大礼帽”曾向美国人递送过有关美国武器制导系统详细文件的复制件，他声称这些文件是苏联从一个英国间谍那里搞来的。经过调查后，我们抓获了弗兰克·博萨德，此人是航空部导弹制导处的一个官员，他在一九六五年被捕，被判了二十一年徒刑。如果“费多拉”和“大礼帽”是安插进来的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了保持他们组织的纯洁，就要准备牺牲大量的间谍。还必须说明，如果没有政府通讯总部的技巧，我们是不可能获得证实博萨德在为格鲁乌工作的证据的。
我们处在安格尔顿所说的“镜中荒野”之中，在这里叛逃者是假的，谎言是真理，真理却成了谎言，反射出来的一切都使你感到眩惑迷乱。假叛逃者这种设想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设想，除非你读了许多历史书并知道军情五处在整个大战期间是如何利用双重间谍制度的，可现在它只是一种不时髦的理论了。在那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情报官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相信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成了苏联玩弄叛逃者花招的牺牲品。有些人会就这种花招是否成功或这种花招的规模限度进行争执和辩论，可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种花招正在被玩着哩！而且，俄国人只有在获得了军情五处对这种花招的可靠反馈情况后，才能再玩下去。
二十年以后，过去的真相仍然无法弄清。戈林涅夫斯基、潘可夫斯基、诺森科、“费多拉”和“大礼帽”——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干扰痕迹。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自觉的假叛逃者，尽管“费多拉”和“大礼帽”肯定是的，甚至联邦调查局在我退休以后很久才在七十年代被迫作出结论。但我认为这些假叛逃者在不同的时间里都被利用过——用潘可夫斯基来影响我们对苏联导弹技术的看法；用诺森科来影响美国对肯尼迪刺杀案件的态度。我相信，戈林涅夫斯基、“费多拉”和“大礼帽”是用来破坏最为重要的英美情报联盟的一个系统预谋的一个部分，也是用来帮助苏联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制造有关洲际弹道导弹进展工作的假象。
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三个叛逃者所提供的关键情报的时间。戈林涅夫斯基提供中级间谍的情报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差不多是在他叛逃后三年这个时候。这正是霍利斯赴华盛顿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汇报米切尔案件调查结果的时候。要在英美情报关系之间打开缺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军情五处内部那名未被侦破出的间谍的事明朗化。幸好，安格尔顿对戈林涅夫斯基的怀疑使这个故事没有造成那种可能会造成的激烈冲突，反而在事实上加深了英美双方对戈林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怀疑。
紧接着，“费多拉”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并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使我们的目光转向了马尔特里：对另一个核间谍的发现是在英美之间制造最大程度上的紧张气氛的保证，尽管克格勃做梦也没有想到军情五处对检举揭发处理得像他们那样拙劣。
数月之后，仿佛是一个配合默契的战役的一部分，“大礼帽”把我们引向了博萨德。美国武器技术又一次被牵涉到，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国在抗议英国安全部门的弱点时利用美国军事力量来起积极作用。当我们对博萨德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计时，我们的结论是，整个先进的美国制导系统实际上都已被出卖了。斯图尔特事先给安格尔顿一本复制件，上面附着两个字的备忘录，内容很干脆：“救命！”
对英国说来很幸运，安格尔顿能保护我们不遭残杀。但这只是一件控制严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英美之间的情报交换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断。
我回到伦敦的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和我到亚历山大利亚区一家小小的中国饭馆去吃饭，他的儿子常去那里吃饭。当安格尔顿感到有必要进行谈话时，这个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欢的场所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可以确保不受干扰，因为中国人不让俄国人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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